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無非是為了保證生命的價值，有病沒藥是醫學的無奈，有藥卻因為人為的原因買不到，則是人性的失能，后者比缺醫少藥的落后更讓人感到危機。

廉價救命藥又斷檔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之前每次藥品調價后，某些廉價藥都會從藥店的柜臺上消失，雖然那些廉價藥還算不上救命藥，但便宜藥因為價格便宜廠家不愿生產，難覓行蹤，似成定局。從小了說這是市場調節的自然結果，往大了說這是某些人因唯利是圖而耽誤性命。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維護生命的更高權益，如果隨著進步和發展，生命反倒難以保障，那就是人們和自己開的玩笑了。從這個角度上說，所關乎生命的事情，應該包含公益，在這個社會上，有了公益，才有了托底的基礎。

這次斷檔的廉價藥是“促皮質素”，這是一種廉價的，又不易替代的救命藥，原價只有7.8元，因為利潤少、需求量小，所以廠家不愿生產，經銷商不愿備貨，醫院也不喜歡進貨，結果導致了現在這個局面，只能花相當于正常價格500多倍的價格，才能得到這個救命藥。

這種情況一直存在著，只不過因為不是救命藥而沒有引起重視，每每都是同種藥中，價格高的代替價格低的，這樣交替地出現，從局部看，藥價就是這樣逐漸被提升了，人們看病要花更多的錢；從更高層面看，則是人們在給自己的生命設障，救命藥的斷檔就是極致。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醫保覆蓋面越來越大，受益者越來越多，醫保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公益色彩。非但看病的醫保，還有福利院，養老院等等，也都是要靠公益維護的，這是社會正常發展的結果，社會能騰得出精力關注病弱者，這也是人類努力的方向。

這個規律也應該體現在藥品生產中，雖然藥廠是商海的一員，遵從市場規律，但無論是商海還是市場，最終都要服務于人的，其中“以人為本”的運作就需要政府出手，就像公立醫院為了體現公益性質，是由政府從醫生手里買服務，再以公益的價格賣給病人一樣，藥廠也應該如此，為了保證廉價救命藥，政府需要代表更多數的人，為少數的病患買單，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做的，也能做到的，因為歸根結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無非是為了保證生命的價值，有病沒藥是醫學的無奈，有藥卻因為人為的原因買不到，則是人性的失能，后者比缺醫少藥的落后更讓人感到危機。

一盒僅售7.8元的普通藥，在醫院里時常難覓蹤影，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近期，有媒體報道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在醫院難覓蹤影，一藥難求。記者在多家醫院采訪發現，這個藥確實已緊缺多年，但已有替代方案，患者沒必要從黑市買藥。救命的廉價藥在現實中常成為“孤藥”，還是逃不過“廉價”、“虧本生產”這幾個關鍵詞。

生命無價，對于病患及家屬來說，傾家蕩產也要求藥尋藥。一邊是一藥難求，一邊是滿網黃牛。這事兒，怪誰呢？怪企業，好像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比如一盒只賣7.8元的ACTH，利潤據說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廠商不愿生產，分銷商也不愿備貨。在藥品價格管制的情況下，誰生產誰賠錢。可問題是，做藥品的，不是做慈善的，不談利潤最大化，總得吃飯得生存。怪醫院，好像也是不分青紅皂白。一是因為這些廉價藥本身不是常用藥，不像傷風感冒，小醫院可能一年都難得用得上一回，準備多了，自己受罪；二是在傳統醫藥模式下，以藥養醫逼著醫院去“只選貴的，不選對的”，醫院選擇進貴的替代藥而不是便宜藥，也不算喪盡天良。

生產ACTH的上藥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稱，“虧本生產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這說明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廉價救命藥，如果只靠市場來調節，終究難逃覆滅的命運；而保障廉價救命藥不斷供，必須保障生產經營者不虧本，宏觀調控須有作為。

一方面，對于大眾化的廉價救命藥，不能因為限價而限死。2011年，一項對全國12個城市42家醫院臨床用藥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基層醫療機構，國家和地方增補的基本藥物一般有500多種，而醫院廉價藥缺口已高達342種。這也提醒價格主管部門，該提價的要提價，該貼補的要貼補。另一方面，對于小眾化的廉價救命藥，必須明確公共保障責任。國家層面、省級層面要有基本儲備。稀缺廉價藥協調流動機制，應該納入公共醫療服務的基本框架內。

好在去年4月，《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發布，以市場價格還廉價藥生存空間的思路提上議事日程。如果后續配套制度建設能跟上，將廉價救命藥需求納入動態監管，財政盡力、醫保盡心，不虧本的廉價救命藥，也許就不會出現斷供的危險。

近年來，不少好用的廉價藥，如“魚精蛋白”、在心臟手術中用來控制血管痙攣的“罌粟堿”等，都曾出現緊缺。記者調查發現，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用藥在現實中卻成為“孤藥”，比如一盒僅售7.8元的普通藥，在醫院里時常難覓蹤影，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9月15日《北京晨報》）

原本廉價的救命藥，在市面上卻少有流通，醫院沒有，藥店也沒有，即便在“黃牛”手中以高出原價數百倍的價格去購買，也仍是一件搶手貨。針對這一奇怪現象，人們最為敏感的，恐怕還是對“黃牛”們利欲熏心的批判與指責，卻很少關注造成廉價救命藥短缺的深層原因。“黃牛”固然可恨，但那些廉價的救命藥，即使天價也難購買，背后隱藏的醫患危機不得不引起重視。

那么，這些廉價的救命藥品為何會出現短缺？有人指出，由于政府對藥品的價格管制過嚴，生產此類藥品會導致藥廠長期虧本，或者并不賺錢，在利益空間大幅縮水的情況下，廠家停止生產廉價藥品，轉而生產利益回報更豐富的“高端藥品”才更合情合理。當然，造成廉價救命藥短缺的另層原因，還與醫院的利益觀失衡有聯系。試想，即便藥廠愿意生產，但如果醫院方因為利潤單薄，始終不愿意列入采購目錄，生產商在藥品滯銷的情況下，被迫停產也不無可能。也就是說，廉價救命藥物短缺早已成為“命中注定”，要么是藥廠難以為繼導致停產，要么是醫院的“限購令”倒逼廠商放棄生產與銷售，還可能是雙方合力導演的一出“重頭戲”。不論出于哪種原因，有一點卻值得肯定，都是在利益角逐之后，進而引發的醫患矛盾。

當然，也有業內人士提出建議，把藥物的價格和分配交給企業自主決策，參與市場自由競爭，只要使藥品的價格趨于合理，便能有效解決藥品短缺、供不應求的問題。事實真會如此嗎？恐怕誰也難以保證。這是否出于一片私心？姑且先不定論，然其弊端已顯而易見。如果這項建議成立，政府一旦實行寬松的物價調控政策，由企業自主核定藥物價格，對企業而言，或許是一個好消息，但并不利于醫藥市場的良性發展。比如某一類成本很低的藥品，出廠價格調高之后，再經過各級藥商的銷售環節，最后到醫院的處方定價，層層剝利、層層加碼，結果可想而知，還不是病人為低成本的高價藥品埋單？他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看來，要解決廉價救命藥物嚴重短缺的問題，首先要讓企業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在同勞同酬的情況下，還得堅持以人為本，治病救人才是第一要務。如果單方面讓企業主宰藥品價格的生殺大權，會更加凸顯利益至上的主體地位，對患者極不公平。所以，要讓廉價救命藥重新活躍市場，必須斬斷日漸膨脹的利益鏈條，建立一套長效跟進機制，既可適當考慮企業的基本盈利，又要切實減輕患者的就醫負擔，但最終還得依靠制度約束、監管落實，才能讓廉價救命藥在正常范圍內合理、合法流通。

本是一盒僅售7.8元的普通藥,在醫院里時常難覓蹤影,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記者調查發現,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用藥在現實中卻成為“孤藥”。比如,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是治療嬰兒痙攣癥的常用藥,針對嬰兒痙攣有效,原價7.8元黑市賣4000元,依然一藥難求。(9月15日《北京晨報》)

廉價藥斷供,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了。近年來,不少類似好用的廉價藥,如“魚精蛋白”、在心臟手術中用來控制血管痙攣的“罌粟堿”等,都曾出現緊缺。而業內人士開出的解決藥方,不外乎是漲價。正如這次武漢協和醫院一位醫生講的,放開對藥物的價格和分配管制,讓企業自主定價,有自由市場競爭,藥品最終將處于一個合理的價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長期短缺。

報道所指的每盒僅售7.8元、卻在黑市被炒到數千元的廉價藥,有一個更為關鍵的身份——小眾藥。這些藥的特點不單單是定價低,更為關鍵的是用量少。對于生產這些藥品的藥企而言,如果像普通藥品那樣走薄利多銷的路徑,根本不可能。而如果因為利潤微薄的原因,導致國內藥企停止生產,那么這塊市場就只能拱手讓給進口藥了。一旦市場被國際藥業巨頭壟斷,定出高昂的銷售價格,那么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及其家屬。

解決之路究竟在何方?借由當前醫療體系內,人們常常提到的“以藥養醫”的說法,筆者想到不妨以此類推,在保障“孤藥”的生產時,采取“以藥養藥”的方式。

所謂“以藥養藥”,就是在價格手段之外,明確藥廠和醫院的責任,提供補貼讓他們嘗到甜頭,從而正向激勵他們生產和采購“孤藥”。眾所周知,醫藥市場并非一個簡單的市場,并非想進就進,想怎么來就怎么來,而是要受到一定的制約。能不能出臺一個規定,明確一家藥廠必須生產幾種廉價藥,以此作為生產其他賺錢藥品的前提條件。如果這家藥廠沒有生產能力,那就提供一筆資金。或者“只獎不罰”,不生產廉價藥不罰,生產廉價藥有獎——對生產廉價藥的廠家,從資金和政策上給予補助和支持。

廉價藥短缺,常常是一種局部和暫時性短缺。鑒于一些廉價藥使用率過低的實際,可以建立跨醫院、跨地區的儲備制度,實現廉價藥、特效藥的集中儲存。據稱,作為全國第二大的藥品分銷商,上海醫藥總公司目前ACTH的庫存也只有兩箱,每箱100盒,而他們一般的藥都有幾萬箱甚至幾十萬箱的儲備。這已然說明問題。不妨明確省級醫藥總公司的責任,要求建立廉價藥、特效藥集中儲存中心,哪怕是提供一定資金和政策扶持,防止產生局部斷供。

在一個市場化空間里,當一種藥品長期價格倒掛,哪怕有利可圖,也注定不可持續。經受過多年市場經濟洗禮的大眾,應該適度容忍一些廉價藥的價格上漲。但要看到,市場是復雜的,并沒有一種包治百病的“神藥”,可以“一服靈”地解決所有市場問題。這個時候,就需要打“組合拳”,對癥施藥。采取“以藥養藥”,正體現了這樣的思路。

【藥到用時方恨少。不妨嘗試由政府兜底，設立“藥物儲備”制度——有針對性地組織生產、儲備那些用量不確定、企業不愿生產的“救命藥”，以應臨床急需。】

近日，媒體曝光一種叫促皮質素（ACTH）的廉價救命藥一藥難求，原價7.8元被炒至4000元，相當于正常價格的500多倍，因為利潤少、需求量小，所以廠家不愿生產，經銷商不愿備貨，醫院也不喜歡進貨，導致了現在這個局面。

面對疾病，人類找不到治療藥物，那是“天作孽”；找到了治療藥物，因為供應不上而耽誤治療，那就是人類“自作孽”，實在不應該，這也是公眾對“廉價救命藥”斷供不滿之所在。7.8元被炒至4000元還不算是最壞的結果，要是有錢也買不到，誤了病情，才是天大的悲劇。

藥到用時方恨少。“魚精蛋白”“他巴唑”“地高辛片”……近年來，“廉價救命藥”頻頻告急，一些人“號脈”之后認為，“失調”是藥品價格管制、藥物采購制度雙重扭曲的結果，只要放開藥價管制、改革招標制度，讓藥企獲得合理利潤，就能保障市場供給。交給市場調節機制，這個“方子”對一些銷量較大的大眾藥也許有效，而對ACTH這種患者較少、用量不確定的小眾藥供給是否管用則未必。除非能賣出“黃金價”，否則其利潤未必對藥企有足夠吸引力。假如，藥企將ACTH價格提到4000元這個“黑市價”（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價格信號也體現了時下真實的供求關系），國家、公眾、患者能否接受？當然不可能。對于一些小眾藥來說，政府管制都無法滿足供給，純市場運作一樣不樂觀。

在“7.8元、沒保障”與“4000元、有保障”之間，患者家屬還能否有“400元、有保障”的選項？如有，相信都樂于選擇這一中間項。這說明，如果適當提高某些“保命藥”價格可以滿足患者需求的話，公眾是可以接受的，何況隨著醫保覆蓋率的提高，公眾對藥物價格敏感度也在不斷下降。那些處于市場失靈狀態、提價也難以有效救贖的“救命藥”，怎么辦？不妨嘗試由政府兜底，設立“藥物儲備”制度——有針對性地組織生產、儲備那些用量不確定、企業不愿生產的“救命藥”，以應臨床急需。

“藥物儲備”在我國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為保證災情、疫情及突發事故發生后對藥品和醫療器械的緊急需要，我國于上世紀70年代初就已建立了國家醫藥儲備制度。地方層面，江蘇省也出臺了《江蘇省短缺藥品供應保障方案》，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建立四個省級短缺藥品儲備點，保證短缺藥品的有效供給。當然，“藥物儲備”制度同樣面臨一些問題，譬如行政介入整個藥物生產全鏈條成本較高、藥品價格比藥價管控下還要貴、因用量不確定性難免造成一定浪費等等。對此，我們只能說，全民承擔少數人的痛苦是值得的、必須的。

【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雖然多數廉價藥所面臨的困境能夠得以化解，但單靠市場，仍無法解決所有廉價藥的生產難題。市場總有短板，總有無法調節到的地方，而用藥量極少的廉價藥就屬于這類藥。】

物美價廉本應受到市場和消費者的歡迎，然而，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藥在現實中卻成為“孤藥”，一盒不到8元的注射用促皮質素，醫院中時常難覓蹤影，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杭州的周女士將求購這種藥的信息發到了微信朋友圈，引發廣泛關注。廉價救命藥緣何“一藥難求”？記者調查發現，缺失的救命藥往往具備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生產廠家有限、產量少、需求量很有限、價格低廉等。

此次短缺的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雖對嬰兒痙攣癥有特效，但這種病的發病率卻很低，導致這種藥的用量極少，再加上藥價很低，因此稱得上是廉價稀缺藥。這一點，與過去時常出現的“藥荒”現象有所不同，以前缺乏的藥固然也包括這類藥，但更多都屬于家庭常備廉價藥和醫院常用廉價藥。

今年6月1日政府取消絕大多數藥品定價后，出現“藥荒”的幾種藥品，都具備廉價稀缺藥的特點。比如8月4日，廣東一位父親在網上發布“求藥帖”，稱急需放線菌素D救命,這種藥對罕見病腎母細胞瘤有特效，且價格也低到每支不到20元，和ACTH有著共同的特點。此外，抗蛇毒血清以及許多罕見病專用藥，無不具有相同的特點，均處于相同的困境中。而過去時常出現的廉價常用藥短缺現象，在取消藥品定價后，反而極少出現。

為何市場會出現這一新動向？這是因為，放開政府定價，可破解廉價常用藥短缺問題。因為廉價常用藥的市場需求較大，有用藥量作為支撐，一旦價格有所上漲，就會刺激到藥企的生產積極性。藥價放開定價后，出現了一波廉價藥漲價的現象，雖然個別藥品漲價幅度一度引發社會關注，但從整體上看，這次漲價是市場的一次合理調整，是廉價常用藥的價格回歸，而這次漲價，卻讓廉價常用藥重新常見于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一藥難求”。

但放開政府定價，仍難解廉價稀缺藥之困。由于用藥量太少，即使單價抬得再高，藥企恐怕也不愿意生產，因為僅僅為了滿足人數不多的一個特定群體，開通一個生產線很不劃算。更重要的是，該類稀缺藥的流通和儲存成本也較大，浪費現象也很突出，比如，藥企若向某地配送了這類藥，或者醫院進了這類藥，說不定幾年都不出現一例患者，導致藥品白白浪費。這樣一來，即使藥品價格大幅上漲，也會出現“有價無市”的現象。這說明，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雖然多數廉價藥所面臨的困境能夠得以化解，但單靠市場，仍無法解決所有廉價藥的生產難題。市場總有短板，總有無法調節到的地方，而用藥量極少的廉價藥就屬于這類藥。

可見，廉價救命藥嚴重短缺主要緣于市場之困，市場不能靠自身力量解決的問題，只能在市場之外尋求破解之策。當務之急，應探索建立和完善稀缺藥物定點生產制度，通過政府補貼和集中采購等方式，實現有計劃的生產。今年2月，國家工信部和國家衛計委等四部委已就基本藥物定點生產試點下發過通知，說明對藥價放開后的這一市場動態早已有所預見，只不過這次試點只針對4種稀缺藥而言，不僅種類太少，而且缺乏一個動態的稀缺藥生產目錄，只有加快推進稀缺藥定點生產試點、明確稀缺藥目錄增減規則，盡量將所有不能通過市場解決的稀缺藥都涵蓋在內，則廉價稀缺之困方能早日化解。

此外，還應建立一個稀缺藥品交易平臺，通過平臺動態觀察稀缺藥品的演變發展情況，收集不同的緊缺需求，使定點生產更有針對性。同時，應探索全國統一的儲存和配送制度，以此減少醫療機構單獨購藥導致的浪費，并面向全國進行稀缺藥信息發布，這樣既能防止黑市藥借信息不暢之機坐地起價，也可減少患者及家屬滿世界盲目找藥的麻煩。

近日，媒體報道稱，一盒僅售7.8元的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是罕見的嬰兒痙攣癥最有效的治療措施，但該藥在全國各地的醫院里都時常難覓蹤影，在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

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用藥在現實中卻“一藥難求”，要么只能用極為昂貴又未被納入醫保的進口藥替代，屢屢令患者陷入困境。調查顯示，由于廉價藥利潤太低甚至虧本，一些特殊用藥的需求量很少，很多廠商不愿意生產，分銷商也不愿意備貨。

乍看之下，廉價藥“消失”的趨勢是一種市場現象，但必須強調的是，廉價藥的供應其實是一個關乎民生的重大議題，決定了普通百姓和一些罹患罕見病的邊緣群體是否治得好病、治得起病。在這個意義上，化解廉價藥的生產和需求之間的矛盾，恐怕很難僅從市場角度著眼。

在很多討論中，政府定價和政府最高限價被認為是造成廉價藥短缺的主要原因。自今年6月全面放開藥品定價后（除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外），那些需求量很小的特殊藥品依然斷供，還出現了少部分廉價藥價格瘋漲的現象。藥價管控讓藥企明顯感到受限，對廉價藥生產動力不足，放開藥價卻引發了患者對藥品漲價過快的擔憂，政府究竟管還是不管、該怎么管，成為當前醫療體制改革所要探索的關鍵問題。

眼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大方向十分明確，在醫藥衛生領域，以市場為導向的呼聲也很強烈，現行的改革舉措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種動向，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問題都能完全交給市場。

醫療體制改革必須以為國民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為根本目標，這是其不同于一般行業的重要特征，而其中最基礎的一點就是體現醫療的保障性。醫療保障的含義，不僅是基本藥品的價格有保障，藥品的供應更要有保障，如果限價的結果卻是客觀上沒有廉價藥可用，政策的保障性便落了空。

應當看到，過去政府對藥品價格實施管控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問題并不在于政府干預本身，而是干預手段不夠完備。只從限價入手，卻沒有提供諸如財政支持或者特殊藥品儲備等相應的保障性措施。

政府和市場有著各自的權責分野，從已有的經驗來看，不管是政府大包大攬，還是對市場放任自流，都存在很大的問題。市場活力的充分釋放要以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為前提，在那些市場容易失靈的領域，尤其是關乎健康和安全的民生方面，政府有著天然的職責提供基本保障，這是市場很難取代的。

一個領域，一個行業出現了問題，流行的觀點往往歸結為政府干預過多，致使市場沒有充分發揮，希望政府完全退出的呼聲由此很高。政府干預過多誠然是一個問題，但一個完全不見政府的市場，恐怕是更大的災難，世界上也不存在這樣的市場。廉價藥供應不足的現象就很能說明問題，完全交給市場，那些特殊罕見病種的藥品，可能沒什么企業愿意生產，更別提窮人能不能看得起病，市場從來不會保證每個人都衣食無憂。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不等于市場原教旨主義，把政府作用沒有更好發揮，歸結為沒有完全放開市場，是方向性錯誤。

　　新京報漫畫/許英劍

【由于價格被管死，誰知道廉價藥真實的流通狀況？即便一些企業家明知道藥品短缺，他們也沒有動力生產——多生產多虧損。】

幾塊錢的嬰兒痙攣癥藥品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在黑市竟被炒到幾千塊錢。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一聽這消息，下意識反應是：價格管制。遵循一般規律，越有效的常用藥，越容易遭遇價格管制。ACTH不僅是治療嬰兒痙攣癥的良藥，同時廣泛用于支氣管哮喘、嚴重皮炎、關節炎等疾病，很早就被列入基本藥物目錄。價格管制的直接后果是，企業生產此種藥品無利可圖，選擇停產。

本著“讓窮人用得起藥”的初衷，但得來無藥可用的后果。今年6月1日起，政府對絕大多數藥品取消價格管制，正是基于這樣的反思。ACTH應該也在解禁之列，只恨松綁太遲。藥企捕捉信息，重新生產流通、價格調整都需要時間，希望這過程越短越好，以免耽誤人命。但遺憾的是，這還并未準確反映到具體的市場需求。

為什么是價格而不是其他分配機制？政府管制藥價初期，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在一些藥品領域出現，放開管制，價格漲到天上，這個情況屬于改革的震蕩，在這個時候很多人會嘀咕，以一盒藥幾千塊的黑市價作參考，窮人是負擔不起的，但是，指令企業按需生產，醫院多加備貨，根據政府低價向患者提供親民藥品，打擊黑市，既能滿足需求，還能打擊黑市，豈不兩全其美？

首先應當明確，價格高企是管制的后果，一旦放開，價格將不可能回到黑市高價。更重要的是，價格是一束靈巧的信號，它既是供給和需求的信號燈，同時是一柄包含刻度的標尺，其背后信息十分復雜，指示起來卻非常簡單，即企業只需盯住價格就可以，價格上漲就增產，價格下降就減產，笨拙的企業家亦步亦趨，大體也能滿足需求。隨著聰明者勝出，市場會趨向完善。最糟糕的市場，也好過最完美的管制分配。

應該看到，如果政府管制價格，企業的眼睛就會被蒙蔽，感知市場的神經被切斷了。他們得到的價格都是正規渠道一成不變的售價。企業沒有能力搜集真實的市場價格，他們只會根據新聞媒體和政府指令生產。去年3月份上海第一生化藥業公司就在藥監局要求下，突擊生產ACTH。此前此種藥品供不應求，黑市價格（也可以說是真實的市場價）已達幾十上百倍，企業卻渾然不知。

每當媒體報道廉價藥消失，總不忘譴責制藥公司貪財忘義，但是，很多企業家對此非常委屈，他們聲稱自己對市面缺藥一無所知。我相信一部分企業家是誠實的：制藥公司每年要生產幾十上百種藥品，由于價格被管死，誰知道廉價藥真實的流通狀況？即便一些企業家明知道藥品短缺，他們也沒有動力生產——多生產多虧損。

幸好改革已經落實，大多數藥品的政府定價已經廢除，但愿這事件能督促各部門加快反應。市場早日恢復它應有的樣子，會使更多人得救。

□菁城子（《羅輯思維》主編）

本是一盒僅售7.8元的普通藥，在醫院里時常難覓蹤影，黑市上卻賣到數千元。記者調查發現，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用藥在現實中卻成為“孤藥”。目前，黑市上的ACTH價格驚人。在一個有關嬰兒痙攣癥的QQ群里，記者發現，一盒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當于正常價格的500多倍。（9月15日《北京晨報》）

藥品市場上廉價救命藥難覓，個中緣由條清縷析，藥企有藥企的成本簿，醫院有醫院的記賬本，真正拽住救命藥廉價的腿無非是利潤低、收益小。市場經濟這條河流里的企業船舶總歸是向趨利的流向駛去，藥品生產企業不是慈善組織，其本質需求在于盈利，只不過在廉價救命藥上并未發覺適當的利潤可圖，資本的膽子壯不起來。

救命藥的源頭生產缺乏動力，場外力量卻開始蠢蠢欲動，試圖在廉價藥上斂暴利。救命藥價格低廉，生產廠商信心不足，庫存告急，于是乎廉價救命藥成“孤藥”，黑市流通又成就了高價救命藥的天堂。用藥需求迫切，藥品資源短缺，明面里不敢提價，暗地里價格自然水漲船高。一盒區區7.8元的普通藥竟然被輪番翻炒，藥價提升500多倍，不免令人膽戰心驚，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怪相，根源還在于將廉價救命藥當成了漁利的商品，剝離了治病救人的公共屬性。

不單單是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奇缺，更多類似的“魚精蛋白”、控制血管痙攣的“罌粟堿”等好用的廉價藥，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緊缺。藥企和醫院對廉價的救命藥熱情不足，直接導致了廉價藥的斷供。政府對藥物的價格和分配管制弊端顯現，但是，簡單地放開手腳讓企業自主定價，讓藥品供應市場進行自我調節恐怕還不足以達到救命藥不斷供的良好局面。因為市場已經證明，在一些可替代的救命藥案例上，高價藥供應不斷，廉價藥身影難現，一味地以提高藥價格來調動藥企的生產積極絕非治本之策。

毋庸諱言，廉價救命藥附著的不單單可供交易的商品商品屬性，更承載著治病救人的神圣職責，既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以行政手段勒令企業生產違背市場規律，那就必須由國家和政府在廉價救命藥的藥品儲備、生產扶持和流通觸角上制定政策來兜底。換句話說，應賦予廉價救命藥更多的公共屬性，承擔起更多的公共職能，而不是成為雁過拔毛的商品。

具體來說，一方面是建立政府藥品儲備制度，對于好用不常用且廉價的救命藥品建倉儲備，可以探索建立區域化存儲制度，避免多地多倉儲備增加成本，而區域化還可以及時調配，第一時間將藥品送達患者。另一方面，無利可圖的廉價藥品導致生產熱情降至冰點，可以考慮適當給予藥企財政補貼，藥價不漲、利潤可觀，相信廉價救命藥會常態化地供應下去。總之，廉價救命藥所承擔的公共職能是政府賦予的間接表達，救命藥貴不貴、斷供不斷供，決定權依舊握在政府管理部門手里，對癥下藥才能從根上解決廉價救命藥斷供難題。

8月4日，廣東一位父親在網上發布“求藥帖”。稱他兩歲半的女兒患腎母細胞瘤，急需“放線菌素D”救命；就在當晚，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專家萬希潤也在微博平臺發布長微博，為該院數十位患者尋求此藥。記者發現，從今年7月起，不斷有來自福建、鄭州、河北、上海等地的網友發帖求藥。（8月24日《長江商報》）

“放線菌素D”之所以受到患者及醫生青睞，緣于其在兒童較為常見的滋養細胞腫瘤治療上，療效確切，且副作用較小。據悉，該藥在其化療藥物的配伍中不可或缺，若輔之以其他治療手段，對滋養細胞腫瘤的臨床治愈率可達70%—98%以上。再加上每支不到20元的價格，每個療程用量不超過12支，因而成為患兒及其家長心目中名副其實的“救命藥”。

而導致“放線菌素D”全國斷供的原因，說來簡單：一是價格低廉，缺乏利潤空間。雖說現在價格放開，但對如“放線菌素D”等進入醫保目錄的藥品，國家仍會通過醫保支付機制和藥品招標制度，對藥價進行約束；二是用量偏小且不確定。“放線菌素D”所適用的滋養細胞腫瘤，臨床上并非常見病，其臨床用量顯然不會太大。試想，既無利潤、又無銷量，藥企自然看不上眼。據記者調查，目前生產此藥的3家企業，有2家早已停產，余下一家因生產線調整等因素，最早也要延至年底才能復產。

苦等不來的救命藥，對于患者來說，可謂望眼欲穿。若一味苦熬，則有可能預后不良。若用國外替代品，不說其過大的副作用將給患兒帶來多重傷害，就其每支高達6000余元的天價，一般家庭又如何負擔得起？其實，似這類頻頻斷供的廉價救命藥，又何止“放線菌素D”一種？據相關部門對12個城市42家三甲醫院臨床用藥的調查顯示，近些年來，包括氯胺酮、普羅帕酮、博來霉素等在內的廉價藥短缺情況嚴重，短缺品種高達342種。按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于明德的說法，廉價藥品正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

這類公眾稱之為“被斷供”的藥品，對于藥企來說，因為無利可圖，顯然缺乏原動力；但對于患者來說，卻因其不可替代性，而成為生的唯一希望。藥企因其逐利性而做出的取舍，或許收獲了更多的盈利，但無疑丟掉了藥企的“良心”。試想，如果我們的各個醫院及大小藥店，藥架上擠滿的皆是利潤豐厚的高價藥，而再也尋不見廉價救命藥的影蹤，那還是諸多藥企信誓旦旦所謂的“做良心藥”嗎？如果我們的急救手術臺上，因等不來救命藥，而眼睜睜看著生命遠去，又該誰來為此攬責？

廉價救命藥斷供，藥企各有各的說辭：成本過高、銷量不好是理由；企業重組、生產線調整也是理由。或許藥企可以等，但救死扶傷的醫生等不起，無助的患者更等不起。雖說市場經濟應以市場調節為主，但藥品畢竟屬特殊商品，事關患者安危，除了市場之手，政府之手似乎同樣不能缺位。換句話說，在生命面前，什么樣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其實，在廉價救命藥斷供這個問題上，有關部門應該大有可為：譬如，可以利用醫保的杠桿，對相關藥企下達不可替代類廉價救命藥生產的指令性計劃，作為其藥品進入醫保目錄的前置條件；對用量不確定但又具不可替代性的易缺廉價藥，建立國家儲備制度，一則解除醫院因用量少、易過期而不愿儲備的后顧之憂，二則有利于整合資源，跨省調配；對于承擔廉價藥生產的藥企，可按產量、成本綜合測評，給予相應的財政補貼，以提高其生產積極性。

此外，監管環節也存在觀念更新的問題：在既往的監管工作中，我們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整治假藥及不規范的醫藥市場方面。其實，因藥企過度趨利造成的廉價藥頻頻斷供，其對公眾健康的危害絲毫不亞于假藥泛濫。個中道理，應該不難明白。

因此，藥企生產的藥品，能否適應醫藥市場需求，應該作為評價醫藥市場是否有序、規范的重要標志。相信只要藥企真心實意兌現做“良心藥”的承諾，加上國家的政策支撐、適度調節及強力監管，廉價救命藥頻頻斷供的難題應該不難破解。

“如果找不到這種藥，孩子只能用國外替代藥品，近6000元一支的價格將使更多家庭陷入困局，甚至放棄治療”。從今年7月起，不斷有來自福建、鄭州、河北、上海等地的網友發帖求一種叫“放線菌素D”的藥。此次放線菌素D斷貨，是因生產廠家浙江海正藥業有限公司“企業重組后生產線調整尚需工藝驗證等”而暫停生產，致全國斷貨。（8月24日《長江商報》）

事實上不僅是這種“抗癌廉價藥”，近年來很多廉價藥都出現了斷貨現象。對此，有人認為這是因為藥品限價，導致藥廠虧本不愿生產；還有人認為，現在醫院壓縮廉價藥空間，即便進貨也只是進一點“應付”。

一個關鍵在于，廉價藥斷供既跟定價屬性有關，也跟產品屬性有關。廉價藥存在兩種，一種是大眾藥，一種是小眾藥。廉價藥即便漲價，也不可能走奢侈品路線，只能是適當漲價。對于大眾藥來說，由于銷量巨大，只要價格超過成本，那么“規模效應”即可帶來豐厚利潤。但對于小眾藥來說，由于市場空間有限，最終因為缺少“規模效應”，不會帶來“金山銀山”。這也意味著，對于小眾藥品來說，除非賣出黃金價，否則“吸金能力”有限。

很不幸的是，“放線菌素D”“是一種比較小眾的腫瘤化療藥物，主要用于治療兒童常見的惡性實體瘤”。面對小眾藥這個最大的實際，要把價格拔高多少，才能帶來“心動的利潤”？解決廉價藥斷供沒有特效藥，還是得建立特別保障措施。比如說，能不能建立跨醫院、跨地區的儲備制度，采取集中采購和集中儲備的形式，防止局部斷供。

不管如何，廉價藥斷供不僅僅是價格問題，不能完全指望通過市場特別是漲價解決問題。“千難萬難，只要重視就不難；大路小路，只有行動才有出路。”拿出改革的精神和辦法，多從內因著眼、著手、著力，有的放矢、對癥下藥，終能創造性地解決斷供問題。

近來，一種叫做“放線菌素D”的化療藥物成為熱門話題。由于缺貨急用，全國多個城市的患者、醫生在微博微信上為此發布緊急尋藥信息。（《長江商報》8月24日）

放線菌素D主要用于治療兒童常見的惡性實體瘤，如腎母細胞瘤等，療效比較確切。正因為用量少，導致藥企生產的積極性不高，類似情形的低價藥如博來霉素、氯胺酮、普羅帕酮（心律平）也已斷貨。

便宜卻好用的救命藥短缺，其實是一個老問題，筆者十幾年前做記者時，就曾寫過這方面的報道。十幾年后，也親歷過一藥難求的憂心。我的孩子一次被同學用生銹的文具刀弄傷，要尋一支免疫破傷風針，當時跑遍武漢的各大醫院，都沒有，急得不行。后來，孩子同學的家長想起青山區的一家企業醫院可能有，我們才在幸運中解決了這個難題。每年夏季，尋找抗蛇毒的血清也經常成為媒體追蹤的新聞。

某種病明明有藥可醫，因用量小、利潤少，藥企不愿生產，醫院不愿儲備，怕蒙受損失，最后是病人求藥無門，這實在很殘忍。就在不久前，《中國青年報》還專門報道過罕見病群體面臨的用藥短缺問題，因為所患疾病罕見，用藥更是小眾、無利可圖，如2014年年初，治療罕見病卡爾曼氏綜合征的低價特效藥HCG停產，在求助的第60封信石沉大海后，該病癥患者潘龍飛決定用徒步中國的方式為自己維權。2015年8月8日～10日在濟南舉行的第四屆瓷娃娃全國病友大會現場，潘龍飛的事例作為罕見病群體面臨的典型醫療困境再次被提起，以尋求破解之道。

可以說，少藥比缺醫更可怕更令人痛心。人類與生俱來就會不停地與各種疾病作斗爭，很多病都曾是不治之癥而導致病魔肆虐，造成不少人間悲劇。在抗生素出現前，人類對細菌致病是那么無力，一個傷口感染都是那么可怕。肺結核也曾是不治之癥。人類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戰勝了很多病魔，比如天花。當然，也面臨著新的病魔威脅，比如埃博拉、超級細菌。找不到對付疾病的辦法，那是令人無奈的客觀現實，有待不懈努力。而一些疾病跟解謎一樣，一旦揭開謎團，便豁然開朗、不值一談，然而有藥之后卻因利潤少而少人甚至無人生產，成了救人難題，這怎不令人扼腕？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于明德曾公開表示，廉價藥品正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不能不說，廉價藥缺貨本身已成為一種常見病與頑疾，是橫亙在病人面前的心頭大患。缺醫若是天災，少藥則是人禍。醫院與醫藥企業的天職都應該是救死扶傷，理應有好的制度設計來促使醫藥雙方無縫對接，將人類目前已經有能力制服的疾病祛除凈盡。

讓救命藥不再缺貨，僅靠醫藥雙方的良心、道德維系還遠遠不夠，有業內人士建議，針對臨床必需、不可替代、用量不確定、企業不常生產的搶救用藥及罕見病用藥，以省或地區為單位建立此類藥品的儲備制度。這個呼聲由來已久，面對一再發生缺藥的傷痛，有關方面應該像糧食收儲一樣，建立某些特定藥品的收儲制度；也應該允許一定程度的浪費損耗，畢竟這類藥并不貴，畢竟生命無價，存藥千日，用于一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