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模式

【批評者認為衡水中學擾亂地方教育生態，但不應該忽視衡水中學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土壤又是什么？】

近日，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在浙江掛牌成立，并且啟動招生，首批錄取的新生將于4月15日報到。據了解，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由河北衡水中學、衡水第一中學、嘉興港區管委會等共同創辦，由河北衡水第一中學輸出品牌、輸出師資、輸出管理、輸出文化。

對于衡水中學進入浙江，杭州有位校長痛批，這是浙江素質教育的倒退。浙江省教育廳基教處處長方紅峰更是直言：“這所學校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后的，我們浙江不需要。”對于新學校涉嫌提前招生的行為，浙江省教育廳也已責令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對進行調查，要求核實后立即整改。

衡水中學有著“高考加工廠”之稱，2016年考入北大、清華的人數超過139人，全國第一，比第二名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還要多出25人。衡水中學之所以這么牛，有兩個法寶，一個是軍事化管理模式，一個是全省范圍內跨區域招生，集中全省優秀生源。這些是衡水中學毀譽參半、飽受爭議的原因。軍事化管理模式是非人性的，有悖于素質教育的理念，使學生淪為了應試的機器；跨區域招生擾亂招生秩序，加劇地區高考競爭，破壞區域內的教育生態平衡。

但是，對于考生和家長來說，非人性也好，破壞地區教育生態也罷，這些在個人的高考成功面前都不那么重要。以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的招生來看，要求學生成績優秀，經過學校組織的測試和面試，或者參加當地中考，成績達到所在地區一級重點高中錄取分數線以上。學費也高達3.5萬元每年，但是招生啟動之后，報名者眾多，其中不乏已經被省重點中學錄取的學生。可見，當地考生及家長對衡水中學“分店”的期待和信任。

換句話說，雖然教育界痛批衡水中學模式，但是人民需要衡水中學。畢竟考上名校的吸引力比空泛的素質教育口號強太多。而這也是衡水中學能夠吸引一批又一批校長考察團前來朝圣、取經，能夠在全國各地廣設分號，并且不愁招不到優秀學生的原因。

人人都渴望素質教育，反感應試教育，但又對高效的應試教育模式沒有抵抗力。這就像大家都在抱怨學生負擔過重，但轉身便把孩子送進各類興趣班、培訓班。什么教育規律、先進的教學理念，到頭來還是得讓位于分數。衡水中學之所以成為某些人心目中的圣地，莫過于它在應試大戰中找到了一條快速通道，幫學生找到了高考成功的法門。雖然飽受批評，但是每年上百名學生被北大清華錄取的成績足以讓他傲視全國，有底氣堅持“走自己的路”。

教育廳官員也好，教育學者也好，盡管可以說不歡迎衡水中學，但是民眾會用自己的行動作出選擇。批評者認為衡水中學擾亂地方教育生態，但不應該忽視衡水中學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土壤又是什么？衡水中學之所以是這個模樣，而不是其他模樣，歸根結底是由更大的教育生態決定的。盡管高考改革一直在推進，但是分數仍然是高考錄取最主要的乃至唯一的依據，如果不能改變整個教育生態，改革高考錄取方式，讓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成為現實，衡水中學的“分號”可能還會更多。說到底，應試教育的鍋不該由衡水中學來背，衡水中學也背不動這口鍋。

【從來不會有家長與學生反感“素質教育”，但在現實中，不管是何種教育，均應有所依傍，落到實處，并真正體現公平公正的價值與理念。“以人為本”也要以所有人為本，不是以個別高人一等的學生為本，而將其他更多學生作為素質教育的分母。】

這兩天，因為河北衡水中學（下稱“衡中”）在浙江平湖開辦分校，引發輿論如潮熱議。浙江省教育廳基教處處長方紅峰公開質疑衡中的辦學模式，認為“這所學校是應試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我們浙江不需要”。據悉，目前浙江省教育廳已責令平湖教育主管部門調查其涉嫌違規招生事宜。

實際上，這些年來，隨著衡中在全國范圍內相繼開辦分校，推廣“衡中模式”，類似的強烈質疑幾乎隔一段時間就搞上一輪。而正是在質疑的聲浪中，衡中一口氣在省內外開了18家分校。這還不包括衡中前校長在石家莊主持的一家具有純正“衡中血統”的民辦中學。

為什么衡中一邊面臨著強烈質疑，一邊卻又不斷向外擴張？這其中，衡中自身的擴張沖動是一方面，而地方教育生態不可避免地被衡中影響、滲透乃至不乏暗持歡迎態度，恐怕也是一個原因。換言之，在依舊激烈、殘酷的高考競爭下，家長的焦灼、社會的焦慮，總歸需要一個釋放紓解的渠道，而衡中，未必是最好的選擇，但卻是“不壞”的選擇。

也因此，盡管“衡中入浙”遭遇了來自當地最高教育行政官員的“阻擊”，但在坊間，卻仍然有不少聲音希望“假以時日”，而不愿意看到地方用“行政的大棒”一棒子將衡中打死。有網友指出，好不好，還是要看家長的選擇，“如果真的和浙江省教育理念不合，沒有家長學生選擇這所學校，才能讓人心服口服”。

而在眼下，家長們（包括學生）又能有多大的選擇余地？素質教育的口號喊了多少年，可在現實中，有時給有權勢、有力量者接受更好教育提供了一個借口。以形形色色的“加分”為例，原本良好的意圖設計，卻演變成卑劣的蠅營狗茍，成為有關各方實施利益輸送、權錢交易的工具。對此，媒體多有報道，一些地方已經逐漸收緊此類“素質教育”的口子。

衡中以分定輸贏的教育選拔方式，則因其公正性，往往更能反映普通民眾的公平訴求。這也是盡管每年都有人質疑衡中模式培養的學生壓力太大，卻又每每對衡中有多少人考上北大清華津津樂道的原因所在。學生一旦進入衡中，家長只求分數超人，而不必再做他想，反而簡單、純凈了許多。

至于說學生在學校接受“軍事化管理”，很苦、很累，甚至反人性，可是，進入高考軌道的中學生，哪個不苦、不累？即便是一向奉行“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的浙江，考生想必也不會輕松。關鍵是，在衡中，經過勵志教育的灌輸與滲透，許多學生實際上已經認可了這種嚴格的管理與訓練，并主動投身其中。

何況，衡中對于生活與學習的嚴格規范，已經形成一種目標清晰、指向明確的操作流程。根據學科特點，教師精研題目、遴選知識點；學生則強化訓練、熟悉知識點。這樣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教學規劃與努力，顯然比盲目下苦功更有效率。若說將學生培養為高考機器，這不是哪所學校的錯，而是教育本身所面臨的大問題。

從來不會有家長與學生反感“素質教育”，但在現實中，不管是何種教育，均應有所依傍，落到實處，并真正體現公平公正的價值與理念。“以人為本”也要以所有人為本，不是以個別高人一等的學生為本，而將其他更多學生作為素質教育的分母。“我想上北大”“我如愿上了北大”，本身就是考生面對高考獨木橋的勵志宣言、就是平民面對階層固化的一種逆襲。

當然，衡中模式的攻城略地，必然會對當地固化的高考利益格局產生沖撞，遭遇阻擊并不奇怪。教育行政部門需要做的，首先是嚴格把握公平競爭的準則，而非上來就代表全省人民反對新的嘗試。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防范提前招生的非正當競爭，也要尊重家長與學生的選擇權；既要避免讓學生陷入變本加厲的嚴格訓練中去，又要做好事中監管，保證辦學的自主性。

而根本上講，還是要加快高考制度的改革進程，真正讓孩子們多一些選擇空間、多一些成才路徑、多一些人生體驗，釋放出人生的活力與創造力。

最近，被譽為“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的河北衡水中學分校在浙江平湖揭牌，這標志著以高考重點錄取率高、軍事化管理等為標簽的河北名校衡水中學正式進駐浙江。有人認為此舉是社會和學生的共同選擇，也有人稱“引進衡水模式是浙江素質教育的倒退”。（4月9日 環球網）

在我國現行的高考體制下，應試教育非常奏效。盡管教育部門一直提倡學校加強素質教育，但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學校也不得不在應試教育上狠下功夫。衡水中學的教學模式是應試教育的產物，與素質教育的理念不符，許多家長為了讓孩子上名牌大學，依舊愿意將孩子送進這樣的學校。

有需求就有市場，衡水中學在浙江開辦分校并非首例。早在2015年，云南衡水實驗中學呈貢校區就在昆明成立；2016年，河北衡水中學落戶合肥，今年9月將正式面向安徽全省招生。

衡水中學不斷向外擴張開辦分校，是一種市場行為，只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不搞特殊化，就無可厚非。如果衡水中學在外省涉嫌違規招生，當地教育部門在調查核實后，可以責令整改，規范其辦學行為。而不是設置阻力和障礙，逼迫衡水中學在當地放棄開辦學校。

筆者認為，在現行的高考體制還未徹底改變前，教育部門的官員與其叫板衡水分校，不如采取相應措施，抓好本地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

衡水分校的設立，讓本地生多了一種選擇，也讓本地中學有了危機感。這種“鯰魚效應”，有利于本地中學想方設法提高教學質量，最終受益的是廣大學生和數以萬計的家庭。如果本地中學的教學質量超過衡水分校，衡水分校的影響力也會大大削弱。

應試教育模式與衡水中學齊名的，還有安徽毛坦廠中學，在校生近2萬人。每年高考有數萬名家長送考，被稱為“超級中學”“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盡管毛坦廠中學地處偏遠小鎮，還有許多家長將孩子送到小鎮求學。該校軍事化管理、填鴨式教學的弊端飽受爭議，但在高招錄取“唯分數”的現狀下，一時也扭轉不了這些遏制學生天性和創造力的應試教育模式。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體制的深化改革，學生綜合素質在高招錄取中占比增大，加上多元化錄取方式的實施，“分數”要求日漸弱化。當“分數”不是高考錄取的唯一標準時，應試教育就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將衡水中學視作洪水猛獸，將引進“衡水模式”視作“素質教育的倒退”，教育部門官員甚至叫板“我們不需要這種學校”，其實是對素質教育的不自信表現。】

最近，被譽為“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的河北衡水中學分校在浙江平湖揭牌，這標志著以高考重點錄取率高、軍事化管理等為標簽的河北名校衡水中學正式進駐浙江。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表示，衡水中學是應試教育的典型，與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我們浙江不需要”。（4月9日 新藍網）

有著“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稱謂的衡水中學，自從挾著高考重點錄取率高等標簽進入公眾視線以來，一直飽受爭議。爭議的聲音中，褒者有之，貶者亦有之，貶抑者的聲音明顯比褒揚者的聲音強。

在這一片貶抑聲中，這所看似被大多數人“不齒”的中學，一直堅挺地存在著，并以其無可爭辯的高考錄取率，吸引著無數學子投身其中。一些人認為，衡水中學的存在，說明了應試教育的頑固性，進一步映襯了素質教育普及的艱難。

這種說法實際隱含著一個前提，即素質教育高于應試教育。素質教育比應試教育更先進么？只要高等教育的門檻仍然需要競爭、選拔才能邁過，無論此選拔看重的是綜合素質還是單純的分數，素質教育恐怕還要落到某種形式的差異化淘汰上。從此意義來說，根本沒有所謂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分，只有“如何促進受教育者綜合素質全面提升”這一問題。

所以，應試教育未必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不堪，而所謂的素質教育，也沒有我們想象的神奇。如果社會上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只能被某一種模式壟斷，無論“壟斷者”是誰，對社會而言都不是一件幸事。

衡水中學及其模式的成功，是現行高校升學方式發揮的導向性作用，而不是提倡應該教育的結果。衡水模式的存在檢驗了素質教育的真偽和優劣，促使素質教育模式自我提升，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有鯰魚在，沙丁魚才會更有活力。“鯰魚”來了，應該樂見其來。

最近，被譽為“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的河北衡水中學分校在浙江平湖揭牌，由此引發爭議。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表示，衡水模式與浙江教育理念相抵觸，“他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他眼睛里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后的，我們浙江不需要。”

一所民辦學校的創設，只要符合《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要求，只要得到家長和學生認可，并不需要看主管部門的臉色。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不可能連這個常識都不懂。因此，所謂“浙江官員叫板衡水中學分校”，只能是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政府態度。

而且，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也并非不可以對某一社會事件，對某一社會傾向，發揮自己的見解。只要其發言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完全可以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這里有一個關鍵，不能把個人理解等同于部門意志，不能因為不符合自己的認知就去拼命打壓。因此，即便不能理解和接受這位官員的觀點，也應該捍衛其發言權。遑論這位官員的發言，也符合現在的主流觀點、流行觀點。

只是有一點想問，當這位官員叫板“衡水模式”時，真的能夠做到理直氣壯嗎？對于“衡水模式”的優劣，輿論的分析，已經足夠深刻、足夠全面了。正如輿論公認的，雖然素質教育喊了很多年，但對于大多數中國學生來說，還是陷在應試教育的窠臼里不能自拔。因此，即便輿論認為衡水模式，可能并沒有“高考集中營”這么簡單，但還是擔心，在素質教育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一點共識，取得的一點成果，被輕易葬送掉。

在這位官員看來，浙江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事實上，不僅是浙江，從口號上講，有哪一個省市不是如此呢？即便衡水中學所在的河北省，也沒有提出與素質教育相反的口號啊？可輿論知道，涉及到教育話題，很多時候說歸說、做歸做。別看大家說得都很動聽，但在事實上，經常做著南轅北轍的事。

拿浙江的中學來說，難道就不抓分數，就不比分數嗎？高考是一根指揮棒，有著什么樣的高考模式就有著什么樣的教育導向。在當前的高考模式下，其實大家都是“衡水模式”的示范者，所不同的是，有人走了100步有人走了50步。以五十步笑百步，這種道德優越感，還是不要為好。真去要了，反而因為口是心非，讓人恥笑。何況有一些地方，只是因為沒有學到衡水模式的精髓，沒有表現得如衡水中學那樣突出，這才表示出對衡水模式的不屑。

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大家都認為素質教育好，可真正的素質教育推行不了？為什么大家都認為應試教育不好，可大家還都擠在應試教育的路上？這恐怕與教育現實分不開。在當下，如果真要從根本上改變高考模式，誰也不能保證找到更好的模式，誰也保證不會出新的更大問題。于是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能把寶押向未來，押給后面的人。

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叫板衡水模式恐怕底氣不足。不要說浙江官員，恐怕全國沒有一個地方的官員，敢說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經徹底拋棄應試教育，堅決走上素質教育道路了。就當前來看，從最大公約數出發，更可取的方法，可能還是對現行高考進行適當變革，增加一些素質教育的選項。對于教育主管部門來說，也不妨提出一些素質教育的內容，加以監督執行。

高考兵工廠，據說一年考中上百名清華北大學生的河北衡水中學在浙江開了所分校。與之前入駐浙江的一些打著素質教育旗號的雙語中學、國際化中學不同，以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為代表的一批高中，外界對它們的印象是：刻板。

從成績來看，衡水中學無疑是頂尖的，從拼搏精神上看，大概很少有比得過衡水中學的。這樣一所中學來到浙江，浙江人民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可是，它的精確到分鐘的時間表，準軍事化、標準化的管理，近乎赤裸裸的應試教育，又讓人高興不起來。它對考試成績的推崇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是落后的象征，那些被社會唾棄、拋棄的理念，正是社會一直呼吁要避免的東西。

面對這樣一個外來和尚，各方反應可用五味雜陳來形容。地方政府歡迎，這一點很好理解，成績畢竟代表了口碑與榮耀。而老師多持謹慎的態度，比如杭州有位校長就不無激動地說，“居然把衡水奉為神明，還引進文化，簡直就是浙江素質教育的倒退，他們準備搞軍事化教育，把教室走廊都裝上‘防跳窗’嗎？”

相比于教育界的狼來了，學生家長的看法就復雜得多，一方面，家門口多了一個選擇的機會，一方面又擔心給別的高中施加了過大的壓力，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衡水中學的到來給浙江出了道不那么好答的問題。當衡水中學只是一朵外省的奇葩時，我們圍觀、獵奇，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可是當它來到我們身邊時，就不是遙遠的一個神話了，而是現實的存在。一旦它形成如它在河北一樣的地位，將大把大把的重點高校名額攬入自己的懷中時，別的中學又該怎么辦？浙江教育是否能扛過這樣的沖擊？這并不是一個能讓人輕松的話題。而更深的擔憂還是這種模式本身。應該說衡水中學這些老師、學子身上的拼搏精神，對社會階層流動的正面意義，都是值得社會肯定的，可如果這樣一種模式成為主導，我們孩子稚嫩的肩膀承受得了嗎？教育又承受得了嗎？

對于衡水中學的到來，最忌諱的是站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場上說話，而忽視了教育本身的追求。拋開那些爭議，有幾點應該成為社會共識：一是靠搶時間拼身體的高考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它將整個國家拖入精力和時間的消耗之中，也是沒有必要的，它對社會創造力的消極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衡水中學的模式哪怕再成功，也不應該是教育追求的方向；二，考上幾個清華北大也不應該是所有考核唯一的標準；三，衡水中學的到來如果只是來切分蛋糕的，那對浙江教育而言，并沒有多大的意義。如果對于這幾點沒有清醒的認識，沒有清晰的答案，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

未來衡水中學也許能復制它在河北的成功，也許會遭遇水土不服，但浙江教育當有咬定青山的定力。當衡水成功并進而影響到教育的氛圍時，我們是否有預案來應對這樣的改變？當衡水中學產生裹挾之力時，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平衡約束機制？

這考驗著浙江教育的根本。顯然，衡水的模式是應試教育產生的，要說它有錯，錯不在衡水身上，而在教育身上，只要這種模式存在，衡水中學就不會失去驅動力，家長、學生就有原始沖動。光喊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限制衡水中學，只要它依法辦學，我們樂于見到越來越多的衡水中學來浙江扎根。更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學校，指責他們劍走偏鋒，再牛的學校也只是在利用規則。

我們所能做的是用改變游戲規則，增加晉升通道的方式對沖影響。這意味著不唯分數論，不唯成績論，也意味著不能只讓一張試卷來決定學生的未來，可是如果不靠一張試卷又靠什么？我們還有什么選拔人才的方式？這些方式是否能經受住公平和效率問題的質疑？這也意味著對教育對中學的考核方式也得變化，能不能不單以高考成績、不以得了多少個重點大學、清華北大有多少，而以更大的范圍、更多的維度來考核教育？

不妨將衡水中學作為浙江教育的試金石，甚至不妨當成攪局者，來倒逼浙江教育的進步。浙江是全國高考改革的試點省份，肩負著為高考改革探路的角色。素質教育，減輕學生的負擔，將學生從繁重的考試中解放出來才是我們的目的。這個初衷不應該因為一所中學的到來而產生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