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女大學生扶老糾紛，隨著警方公布調查結果，認定女大學生負主要責任、老太太負次要責任，本以為塵埃落定的人們昨天被當事女大學生袁大宸在微博上連珠炮似的發問再爆眼球。

梳理袁大宸的發問，不是針對警方的認定，而是沖著圍觀的輿論而來。她的發問，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點：一、第一時間面對圍觀者詢問，袁大宸沒有“完全推卸責任”，等到有人愿意為她證明老人倒地與她無關時，袁大宸才“打消了對自己的懷疑”。由此可見，袁大宸撞沒撞人，第一時間自己心里都沒底。二、造成“女大學生被訛”的輿論情緒，是媒體一廂情愿造成的，不應該怪她。最后劇情反轉后，自己受到的打擊也是媒體造成的，她在警方的責任認定書上簽字是“被動”的，也不應該怪她。所以，袁大宸現在反思的問題是：“是不是當初頭也不回地不看老人一眼就沒事了？是不是當初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就沒事了”？

很好。袁大宸第一時間沒溜，不論撞沒撞人，都該給贊。當然，萬一事后證實是自己撞的，溜了的麻煩大家都懂。袁大宸昨天提出申請復核，也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也不錯。但是袁大宸的發問，沒有基于事實認定本身，而是如同利刃，刀刀割在社會輿論的情緒上，似乎把一個必須由事實與證據來推進的劇情，再次推回了情緒化的糾結之中。

不錯，整個事件一波三折，圍觀者脫離事實與證據的碎情片緒，確實有著推波助瀾的放大作用，也確實應該值得反思。但是，在警方調查處理結果公布之后，袁大宸再把“當初頭也不回”、“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來作為反思的焦點，這就有著裹脅社會敏感痛點的情緒之意了，這不是一個正確的面對事實與證據所應有的態度。

在警方對袁大宸申請復核給出最終結論之前，安徽女大學生扶老糾紛會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反轉，顯然不會取決于袁大宸拋給社會的這把帶有情緒化色彩刀子的力度，而是取決于證人證據細節、以及雙方詢問筆錄對于事實認定的關聯程度。因此，不管袁大宸的微博發布，犀利的刀子扎向的是誰，警方恐怕這次必須徹底公布調查認定的事實證據，既接受社會的新一輪圍觀，也接受法治的監督與檢驗。

對于袁大宸來說，可能接下來最需要調整的，不是社會輿論對于自己的圍觀態度，而是自己如何面對警方調查取得的事實證據。正如袁大宸在微博里所說的那樣，“身正不怕影子歪”。但真要是萬一不是影子歪，而是身子歪，也得把一顆小心臟給撐住了。

袁大宸說，如果沒有網友“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相信我或許撐不到今天”，這話確實很煽情，很感人，但對于這個全民圍觀的案例來說應當只講事實和證據、不講情緒和強弱，我建議袁大宸的人生力量，還是應該建立在事實和證據的底氣上來得更靠譜些。在這件事上，網友的情緒給不了任何人清白，也給不了任何人污漬。如果輿論隨著劇情的變化而有著情緒的劇烈搖擺，只能表明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圍觀者有著急不可耐的浮躁與焦慮，而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情緒能夠左右事實。

袁大宸微博發問扔出的一連串刀子，其實并沒有一把是真正面向自己的。這不是一個客觀的態度。面對警方公布的調查結果，袁大宸應該首先問問自己有沒有足夠的依據推翻警方的結論。面對老人家屬直指袁大宸為保老太太能夠享受醫保待遇、“要求老太太家屬幫她隱瞞事實真相”，袁大宸應該首先問問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承認或者反駁。面對社會隨著劇情一波三折而有的支持、有的謾罵，袁大宸應該首先問問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底氣接受劇情的反轉，包括接受好好壞壞的網友情緒。

其實跳開袁大宸眼下的個體情緒來說，對于這個在扶老問題上糾結了好幾年的社會，這起案例的最終結果，再怎么血淋淋，這個瘡疤揭起來再怎么痛，誰都必須去承受，也只能去接受。事已至此，警方在這件事上，如果證據確鑿，誰的情緒都不需要照顧。

包括袁大宸本人在內，所有人都得有勇氣接受事實與證據支撐的真相。否則，我們在扶老事件上的同情心、正義感就無從談起，我們就會有更多的老人倒在地上無人攙扶。

讓事實說話，誰都別左右情緒，誰都別被情緒左右。

安徽淮南女大學生稱扶人被訛事件，劇情多次反轉，真可謂一波三折。

21日，當地警方公布調查結果：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袁某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袁某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23日，袁某在微博發表聲明稱，對警方調查申請了復核，并以6個犀利的反問為自己辯解。

復核結果如何，劇情會不會再次反轉，我們目前不得而知。但是，“不斷反轉”的背后，也足以讓輿論有所反省。事件曝光之初，憑“老人”“摔倒”“女大學生”“尋找證人”等字眼，就拼接符合想象的真相，得出“扶人被訛”的定論。這樣的思維定勢，究竟從何而來？

定勢，部分源于“蛇咬效應”，也源于并不可靠的“經驗”。現實生活中，確有扶人被訛的案例，但相對而言僅是個例，卻容易因其戲劇性而被刻意放大，造成扶人被訛已是常態的輿論氛圍。殊不知，有些喧囂一時的“扶人被訛”事件，也有結局逆轉。比如南京的彭宇案。一開始，彭宇稱“因做好事被誣告，將一個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訴”，引來眾議。訴諸法庭后，彭宇承認確實與老太發生了碰撞，并一次性補償對方1萬元。

有作家說，偏見是盜賊，足以盜走真相、澆滅理性，也可能趕走正義。每有熱點事件，如果迅速站隊，而不是“站對”；如果憑“經驗”下論斷，而不是憑事實下結論，就容易鬧出笑話，甚至南轅北轍。

這也是淮南這起事件中最值得我們反思之處。“一顆牙齒會戰勝一塊巖石，一只尼羅河的老鼠會殺掉一條鱷魚”。盡管彭宇案有反轉，此事也還沒有最終塵埃落定，但匆忙中所做的論斷，還是讓道德堤壩有了裂縫，強化了“扶人被訛”的偏見，甚至可能讓人利用這樣的偏見來“撞人脫責”。

應該看到，“如果你沒撞人，你為什么要扶”背后，是不相信有好人；而“你指認我，就是想訛我”的想法，本能地相信“扶人被訛”，是不是也是心態上有偏差？甚至如袁某所說，不顧連當事人都稱不清楚的現場情況而妄下“撞人脫責”的結論，也難免有些武斷。或許，今后面對類似事件，我們更需要節制憤怒、靜觀其變，更需要冷靜思考、尊重事實。否則，受損的不僅是當事人，更將是整個時代的世道人心。

“鑒別力衰弱時，偏見就會占上風”。對此，媒體確實也可以更多想一想。媒體的公信力，源于對客觀立場的恪守；媒體的生命力，源于對事件真相的探尋。難免會有誤判，但事后反思不能缺位；難免會看不清楚，但冷靜的敘述也不能少。毀壞的信任需要一起重建，而媒體可謂至關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市相關部門在反思彭宇案時曾坦承，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并沒有足夠重視并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后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預判。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后，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最終讓輿論走偏，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應該說，這種反思，不無深度也不無力度，可惜，淹沒于眾聲喧嘩之中。

“君子之心，常懷敬畏。”彭宇案不能重演，發生在淮南的事件也不能誤讀，無論是職能部門還是媒體，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民眾，都可以從類似事件中讀出敬畏。“往者不可復兮，冀來者之可望”，遵循起碼的道德底線和法律準則，不為偏見所惑，不為成見所擾，不為歧見所懼，是“撞人脫責”還是“扶人被訛”才可能水落石出，社會能見度也才可能更高一些。

近日發生在安徽淮南的女大學生“扶老被訛”事件一波三折，先是女大學生自稱助人為樂，后警方認定女大學生應擔主責。昨天女大學生宣布申請復核。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第一階段，輿論和網絡民意對“訛人老太”嚴辭苛責，并為女大學生鳴不平。但在警方發布責任認定結論后，輿論顯得有些漠然。

就算我們覺得警方結論暫且應予存疑，但如果結論不假呢？輿論就理當在場，以表明我們社會的共識與共同信念。輿論反映主流價值觀，具有導向性、引領性，它告訴人們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被提倡什么被鄙視。如果老人訛人，全社會必須予以譴責；但如果年輕人不誠實，我們也不應當沉默。

最近幾年，“扶老被訛”在新聞傳播實踐被模式化、類型化，類似于文學理論中的“母題”，通俗地講就是“老題材”。在新聞傳播之初，人們熱切地盼望真相，但公眾的基本傾向性非常明顯，那就是“扶老被訛”。輿論給予老人暴風雨般的批判，但后來真相發生“逆轉”，很多人似乎無話可說了。

輿論場還是那個輿論場，對待兩種事實的熱情、基本態度前后不一，給人的印象是沒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很多人似乎對“扶老被訛”更熱心一些，對扶老者是肇事者的事實態度軟弱，是非也模糊起來。既然女大學生已經申請復核，輿論保持謹慎是應該的。但在當事人申請復核前輿論不置一詞，其實頗堪玩味。

現在看來，我們的媒體、輿論和網絡民意是過于傾向于“扶老被訛”這種可能性了，不少人希望真相真的如此。其背后的原因很復雜。首先是人們的認知受到偏見、信息碎片化的影響，也受到社會情緒、媒體敘事甚至商業利益的誤導。網上對淮南女大學生“扶老被訛”群情激奮，這種網絡民意受到碎片化信息誤導，并反過來誤導其他人群。

凡是社會化情緒，都有著歷史的、經濟的、社會的復雜根源，需要我們留心體察。“扶老被訛”，將老人倒地無人扶歸咎于老人具有訛人傾向，這一方面為人們的冷漠作了合理化解釋，另一方面也為冷漠圍觀大開方便之門。

要克服這種社會幽暗心理，必須堅持理性的態度和方法，避免墮入認知陷阱，避免被社會情緒誤導。其實，網絡上有時候固然民意洶涌，但考慮到網民以年輕人為主的事實，所謂網絡民意也未必是真實的社會整體民意。在“扶老被訛”這類事上，網絡民意有著自己的傾向性，本質上就是一種利益訴求。但社會整體應該不畏浮云遮望眼。

雖然“扶老被訛”是非多，但社會主流價值觀必須旗幟鮮明而一以貫之，不能一方得理時高談道德，而另一方占理時馬上換一副面孔。扶人被訛需要伸張正義，撞人后不誠實也應受到譴責，在是非問題上不容和稀泥。道德上的雙重標準，將為社會冷漠留下后門。

【不讓扶老人成為全社會的一塊心病，關鍵還是司法堅守底線，靠證據說話，按證據認定事實，不對“弱勢方”、炒作者搞妥協。長此以往，民間對法律的誤解才會消失，扶老人才不會糾結。】

所謂“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的事件，情節發展可謂跌宕起伏。9月21日，淮南警方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袁大宸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之后，袁大宸在微博上喊冤，連問“我做錯了嗎”，并稱將對當地警方的認定結果申請復議。那么，怎么看這起成了“羅生門”的扶老案呢？又如何化解全社會的扶老人糾結呢？

“你有千般變化，我有一定之規”，這個“一定之規”就是法律。從事件之初女大學生單方面稱自己扶老人被訛，再到三名證人提供“傳聞證據”——他們聽現場女大學生承認自己撞到過老太，再到警方的交通事故認定，都應該放在法律下解讀和厘定。

扶老案在法律上就是普通的侵權案件（除了涉及機動車等特別情況），“誰主張，誰舉證”，舉證不能，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不會對扶老者進行“有罪推定”；當事雙方都憑證據說話；既不必杯弓蛇影，也不要先入為主，將案件設定成黑白對立的既定模式。

首先，目前淮南警方對這次事件的“交通事故”的認定，并不是故事的終結。按最高法的相關司法解釋，交警部門的事故責任認定書，只是民事訴訟的諸種證據之一，法院不能單憑此認定事實、做出判決。交警的責任認定書作為證據，也要經過法定舉證、質證程序，由法院決定是否采信。

其次，大家也應該注意到女大學生“改變”了一些表述，從上網之初言之鑿鑿的“扶了一位摔倒的老人”，到如今“回頭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了，我停車去扶”；從當初“家屬賴上我”到如今“說不太清楚”。其實，在很多民事案件中，當事人的主觀認識，都可能有誤差，關鍵是看客觀證據的認定。

自2007年“彭宇案”以來，扶老人成為全社會的一塊心病，其中的確有以訛傳訛，以及個別當事人借輿論炒作、施壓的成分，但關鍵還是司法堅守底線，靠證據說話，按證據認定事實，不對“弱勢方”、炒作者搞妥協。依法判決“扶人者”承擔責任的，法院就要主動釋明法律依據，全面澄清“扶人者要自證清白”的誤解；查明故意訛詐的，就應該由公安等機關追究其敲詐的法律責任。長此以往，民間對法律的誤解才會消失，扶老人才不會糾結。

□玉素（法律工作者）

“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自9月8日起劇情多次變化。起先，安徽淮南師范學院女大學生袁某自稱扶摔倒老人被訛，并在微博上尋找目擊者證清白。隨后，有網友表示自己是目擊者，并愿意作證。連日來，又有幾名目擊者實名作證，稱在事發現場，曾親耳聽到袁某承認撞人，并向老太道歉。昨日下午，淮南警方通報稱，經多方調查取證，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新京報》9月22日）。

而此前有媒體報道，“鄭州16歲少年稱扶老人被訛，遭索賠25萬”，引來廣泛關注，當事人親屬求助媒體征集現場目擊證人還原事發經過，而記者從鄭州交巡警三大隊了解到，民警的執法記錄儀拍下了兩段與事故相關的視頻，多名市民稱老人被超寬電動三輪車撞倒，警方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并非見義勇為。

接連發生的老人倒地被扶卻指認扶人者為“肇事者”的報道，讓老人倒地“扶不扶”屢次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或由于這類報道的渲染，當媒體再次報道這些尚未最終定論的新聞時，不少網友便想當然地站在扶人者一邊，譴責倒地老人“訛人”，對這種有辱道德良知的“普遍行為”發出感慨。事實上，“扶起老人反被訛”，終歸是個別現象，大多數老人不慎摔倒之后，對扶起自己的陌生路人依然充滿感激，只是這樣的“事件”缺少新聞點，媒體很少報道而已。

我們一點也不懷疑，社會上確有很多好心人，在遇到老人摔倒時會馬上上前扶起。我們也不排除個別老人有“碰瓷”行為，甚至出于自私去訛詐扶起自己的好心人。同樣，也不應排除確有個別人，在碰倒老人后，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在將老人扶起之后，把自己裝扮成“好心人”。在最早引發“扶不扶”熱議話題的南京彭宇案中，盡管彭宇一直堅持認為自己沒有撞到老人，扶起倒地老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并指責老人索要高昂醫藥費屬于“訛詐”，但經過最終調查證實，老人倒地受傷確實為彭宇所撞，彭宇在6年之后也終于公開承認老人確是被自己撞倒受傷。但這一結果卻被不少媒體報道所忽略。因而“彭宇案”也被輿論詮釋成“扶起老人反被訛”的“典型案例”，由此引發的“扶不扶”話題更從未淡出。

面對一起起“扶不扶”事件，在事實真相尚未最終認定之前，網友與公眾輿論匆忙質疑倒地老人，不但妖魔化了老年人群體，讓被撞老人受到二次心理傷害，甚至可能會演化為某些肇事者逃避責任的“保護色”。

轟動全國的安徽淮南師范學院女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21日塵埃落定。淮南警方通報稱，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擔主要責任，老人擔次要責任。

當一切塵埃落定，再來回望新聞，不免唏噓。先是事發之后，女大學生發微博稱老太家屬賴上她，要她全權負責，呼吁在場者為自己作證。然后有目擊者稱，女大學生是去幫助老人而不是撞了老人。而伴隨著警方介入，事情再度起了變化，不僅事故被認定為交通事故，而且女生被認定承擔主要責任。

曾經滿腹委屈的大學生，為什么最終成了那個有過錯的人？一波三折的新聞，無疑見證的正是某種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即便警方已經作出結論，我們甚至還可以追問：事件會再度發生逆轉，展現出更多不為人知的真相嗎？此事更像是一個樣本，它提出的公共議題是：我們到底該如何來看待新聞的反轉，以及秉承理性的態度？

在特定的新聞事件中，出現一次乃至多次的真相反轉，從輿論傳播的規律來分析，是種正常的現象。一方面，社會事件往往是復雜與多面的，新聞報道卻是以“天”甚至是“小時”為單位呈現，如此難免出現報道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在輿論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少數傳統媒體與自媒體，都有著在特定議題上掌握話語權的沖動，如此沖動之下，自然會缺乏細心求證和調查的耐心。一旦耐心不存，那么出現真相的前后顛倒，實在不足為奇。

相較于反轉的新聞，真正令人憂心的不是其他，而是網友的判斷和獨立思考能力。為什么女大學生的叫屈，會引發網友不約而同的聲援？看到學生相撞老太事件，就自然地認定老人會訛人。這固然是基于多次類似報道后的生活經驗，然而如此思維定式，真適用于每一起老人被撞事件嗎？讀完新聞，然后保持從常識出發的些許質疑，實在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以常識來分析，其實不存在永遠會反轉的新聞，因為伴隨著公共部門的介入，真相最終都會得以呈現。安徽女大學生相撞老太事件的緣起，在警方的調查后，最終得以還原，亦或多或少地證明了這一點。作為圍觀者，在保持對新聞反轉的客觀看法之外，最重要的仍是，保持稍許冷靜，等等真相一段時間。輿論或許會走得過快，但判斷可以不那么浮躁。

【對于交通事故中的人傷，由于加拿大實行全民醫保，所有公民、永久居民和合法留學生都是參保者，他們一旦因傷病需要住院，都會被醫院無條件收治，費用“走醫保”。】

轟動全國的淮南師范學院女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多次反轉，最新的官方認定，是女生負主要責任，老人負次要責任。據老人兒媳稱，女生曾和其商量用老人醫保卡辦理住院手續，以免醫院知道老太太是被自行車撞倒而無法報銷醫藥費。

老人兒媳的說法尚無其他旁證，迄今為止僅能當作一家之言來看待。但毋庸諱言，交通事故中醫藥費用以及車輛受損賠付，長期以來一直是交通事故糾紛的癥結，而層出不窮的“扶老疑案”，從本質上來講還是關于賠付問題的經濟糾紛，而非道德問題。之前甚至曾有報道稱，極個別司機在交通肇事導致他人重傷后，因擔心無力負擔對方醫藥費和巨額索賠，甚至產生了“撞傷不如撞死”、寧可坐牢也不背巨額債務的極端念頭。

這種“扶不扶跌倒老人”、“撞傷不如撞死”的尷尬，或因肇事者和受害者雙方顧慮醫藥費報銷問題相互“串供”，導致問題復雜化的現象，在加拿大這樣的福利國家，是很難看到的。

在加拿大一旦發生交通事故，當事人走下車來的第一件事必然是相互留電話、抄車險號，以及報警，在警察抵達前往往還會拍照存證，以方便警方調查，同時保存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如果事故產生了人傷、車損等嚴重后果，人和車的經濟處理是分開的。

對于車輛受損，車主可以選擇私了或公了。如果車損嚴重，在人工費用高昂的北美就只能公了“走保險”，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會先行墊付修車保費，然后再根據保險公司責任認定或法庭判決結果向責任方（其實是責任方的保險）索賠，后者如果也“走保險”，來年保費就會被大幅上漲，且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降回來，筆者曾遇到過一個被判定負全責的交通肇事者，他的保費據說被調高到“不賣車根本吃不消”的地步，這位父親悲觀地表示“只能等兒子滿18歲當司機”。這種“先賠后追責”的慣例在很大程度上讓交通事故處理的經濟部分簡單化，也讓車輛受損者可以不用等待責任判定就可獲得補償。

至于人傷，問題就更簡單了：加拿大實行全民醫保，所有公民、永久居民和合法留學生都是參保者，他們一旦因傷病需要住院，都會被醫院無條件收治，費用“走醫保”，醫院和患者間不直接發生任何費用交集，而會直接找本省醫保部門報銷。不會出現如文章開頭所說的問題（假定倒地老人兒媳的說法屬實）。

當然，醫保的覆蓋范圍是有限的：醫院內的所有費用，出院后定期檢查等費用都可以“走醫保”，但營養費、誤工費，以及相當一大部分康復費用還需要自理，此外出院后的藥費原則上也要自理（低收入家庭會有一定減免），這些費用同樣不菲，交通肇事案中涉及傷患的經濟糾紛、訴訟，也主要針對這些問題。加拿大司法程序復雜冗長，走完全部流程有時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這是困擾當地交通肇事責任人和受害者的最大問題之一。

應看到，在國內，交通事故造成的治療費用，醫保不予報銷幾乎已成全國通行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也該做出改革，而在醫保政策未改之前，對于上了年紀行動不便的老人，建議子女投保意外傷害險，這樣也可讓保險公司分擔風險。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調查。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應該節制憤怒，理性看待這個世界。】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經警方多方調查取證，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袁某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

至此，“稱被訛”事件仿佛已逼近真相，盡管警方調查結果并非一錘定音，但可確信在輿論緊盯之下，相關調查過程不會是輕率的，調查結果也不會是草率的。但是，面對警方公布的結果，不少網友仍認定袁某被訛了。為何如此？恐怕與警方通報語焉不詳有關，寥寥幾句話，既無細節支撐，更無詳情披露，只是簡單地給出結論，讓人難以信服。

更何況通報的表述過于模糊，比如，龍泉派出所究竟

是怎么“進行了多方調查取證”的？老人和女學生究竟是怎樣的“相互有接觸”？接觸不等于撞人，過于中立的表達，難以佐證袁某該承擔主要責任。而此前，最關鍵的監控已缺失，核心環節更是不清不楚，憑什么讓袁某承擔主要責任？

沒有爭鳴，就沒有共鳴；沒有了解，就難有和解。公眾作為旁觀者，他們需要靠證據說服，需要靠事實說服，也需要靠嚴絲合縫的邏輯說服。可惜，淮南警方無法滿足公眾最迫切的知情權，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質疑。當然，淮南警方有苦難言，也許沒有視頻，便只能求助于旁證，通過所謂的“多方調查取證”來認定袁某負主要責任。基于公眾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實闡述多方調查取證的具體過程。

撇開這些質疑，我們還應該回到事件的原點，有幾個問題同樣值得討論。

其一，“稱被訛”事件剛一出現時，為什么不少人本能地認定袁某冤屈，老太訛人？不得不說這是基于“經驗”的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其實并不符合邏輯，甚至有些無理。一旦人云亦云，就可能傷害無辜。類似教訓不勝枚舉，我們理應節制沖動。

其二，警方的調查結論到底可不可信？警方當然有可能造假，有可能偏袒某一方，問題是，淮南警方敢不敢冒著巨大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與正義為敵，與網友為敵，與事實為敵？淮南警方調查已有相當一段時間，在媒體聚焦下，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造假的勇氣有多大？

其三，的確有被扶老人訛人，那我們是不是就該永不扶人？這是報復誰呢？對淮南警方的調查，有網友說：不管是不是袁某的責任，以后老人跌倒了都不要扶，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如此情緒化，是跟誰賭氣呢？誰能保證自己的父母不會跌倒，誰能保證自己年老了不會跌倒？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調查。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應該節制憤怒，理性看待這個世界。“燈火趨暗，你在何處”，如果光抱怨老人有多壞，看不到老人有多好；如果光指責社會有多糟糕，而忽略了自己的責任，這個世界怎么可能會變好？

□王石川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昨天通報了淮南師范學院女生袁某扶老人事件調查的結果。經警方調查證實，袁某騎車經過桂老太太時，相互有接觸，警方認定系一起交通事故，女生袁某承擔主要責任，桂老太太承擔次要責任。（相關報道見9月22日《北京青年報》）

9月8日發生在淮南師范學院門口附近的這起交通事故，從女生袁某發微博稱扶老人被訛，求目擊證人為自己證明清白開始，引起社會輿論的高度關切。袁某講述的自己的遭遇，符合近年來社會上討論、反思的“扶老人被訛”的故事框架，一下子引起輿論的強烈共鳴，激發了很多人心中的道德義憤。人們一邊慨嘆“世風日下”、“做好事風險大”，一邊對被扶的桂老太太一方加以譴責，認為老人如此反咬一口恩將仇報十分可惡，有人甚至要求對訛人的老人依法懲處，讓其付出應有的代價，云云。那個“扶老人被訛”的故事框架，為人們預設了某種“慣性思維”，每當出現一起扶老人引發的糾紛，很多人就會先入為主地相信，扶人者肯定是無辜的，被扶的老人肯定是故意訛人，并將這一起糾紛，視為“世風日下”、“好人難做”的又一個例證。

淮南市警方認定系一起交通事故，扶人的女生袁某承擔主要責任，被扶的老人承擔次要責任。因為現場沒有監控視頻，無法還原事發時的具體情況，但警方通過向多名直接和間接證人取證（包括120急救車醫生在內的幾名證人均表示，當時看到袁某承認自己騎車撞倒了老人），獲取的證言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當時袁某和老人“相互有接觸”。應該說，警方對事故責任的分配是比較客觀的，之所以認定老人也要承擔次要責任，是因為老人當時走上了非機動車行駛車道，存在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自身對造成事故也有一定的過失。

對于扶老人引發的糾紛，最可怕的不是當事某一方說謊，也不是情況太復雜以至于遲遲不能求得真相，最可怕的其實是，輿論無端猜測甚而惡意揣度當事人的心理動機。假如警方查實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老人的確是自己摔倒，卻一口咬定是被袁某撞倒，那么，許多人不但要為自己的“慣性思維”再次得到警方調查結論的證實而倍感“欣慰”，而且還要進一步理直氣壯譴責訛人者，要求法律加大對訛人者的處罰，以此警示社會公眾，更好地保護見義勇為行為，讓好人做好事無后顧之憂。

不料劇情出現巨大反轉，警方調查證實老人并非訛人，反而是袁某作為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者，事后堅稱自己是做好事被訛，還公開征集目擊證人為自己辯誣。這種情況下，輿論很可能隨著劇情反轉而反轉，從相信老人訛人并譴責老人無良，轉為對袁某施以嚴苛的批評責難。不難想象，袁某現在受到的社會輿論壓力，肯定比之前被撞老人受到的壓力還要大。

我愿意相信，在一些被扶老人“訛人”的案件中，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老人是故意訛人（如老人有充分的條件看見或意識到，自己是摔倒而非被撞倒），否則就不能排除，有些老人摔倒后意識模糊，高度驚恐之下出現誤記、誤判或錯覺，他們“訛人”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同樣的，我也愿意相信，女生袁某撞老人后說謊，稱自己是扶人被訛，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她是故意說謊，否則就不能排除，袁某有可能是沒有明顯感覺到自己撞了老人，但在看到老人倒地并扶起老人之后，內心十分驚恐惶惑，對自己到底有沒有撞到老人沒有把握，因此出現了先承認自己撞了人，后來又矢口否認的變化，她的說謊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

不妨以善意揣度“老人摔倒被扶后訛人”，也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說謊”，事實真相未必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酷殘忍。多一些善意的揣度，社會可能就會多一些寬容和信任。

連日來有幾則新聞陸續曝出：山東老人弄臟公交被驅趕、安徽老太與男子公交對罵扭打、湖南女子公交占兩座并推倒老人。本來只是見諸不同報紙的小篇幅社會新聞，經門戶網站羅列擺放在一起，其間的共性和聯系性頓然清晰。

老人是這些事件的重要一方，他們在不同的故事中或弱勢或強勢，而將這些新聞“歸類”，大概是為了讓這些現象愈顯突出，甚至隱性地提出一個問題，老人群體與社會其他群體的關系，是不是哪里不對勁了。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人口結構的過快變化與現代生活、傳統觀念、政策宏觀規劃之間的不協調，確實帶來了一系列的“老人問題”，不僅社會對“老”需要有觀念上的再認知，如何合理分配各類資源，在讓老人能夠安享晚年的同時又不至于挫敗年輕人的積極性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然而，回到輿論視角，我們看到的是，走在老齡化的核心問題之外，媒體所關注的“老人問題”好像是另一回事。

這些年，以“老人”為主角的新聞確實不少，一些時候，他們受了委屈、傷害，另一些時候，他們又好像蠻不講理，成了他人生活的麻煩制造者。相同的是，這些消息往往扎堆出現，彼此相互佐證似的，引導社會判斷走向某一個方向。

就像剛剛落幕的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事件，在過去的十多天里，輿論場對此事始終抱持熱情，無論相關調查有所進展還是延宕。這種沸沸揚揚的不斷加溫模式，早已脫離了純粹的究其真相，炒作成為了推動持續關注的主動力，一時間，各地也順勢“補充”出幾條似是而非的老人倒地新聞。

如是蜂擁而上的報道，總能在短時間內聚集輿論場的能量，形成一個共同的聲音。比如老人訛人，又或者年輕人不尊重老人。并且每種情形，都仿佛挾社會主流之勢。如果由此對相應的群體作一個籠統的判斷，恐怕謬之甚遠。

拿前面的幾則公交事件來說，很遺憾，我們生活中無法杜絕類似的事，但必須說，它們肯定不會是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它們共同呈現的爭執、蠻橫、霸道，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對象恰巧是老人，但未必針對老人。而經由媒體的刻意安排，卻歸入到老人訛人事件后的又一類“老人問題”中。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炒作。

為了吸引外界注意，炒作越來越頻繁地運用于各類報道、編輯中，可能是針對某個個例，也可能是對一個群體。僅就老人而言，近年來我們常聽到的“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的偽命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由同質性負面報道匯集、推論的結果。而同樣的方式針對任何群體，少年、青年、中年人；教師、律師、官員，都可能形成一個相對群體的負面形象，但事實上，這樣的判斷符合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嗎？這樣的炒作方式一旦變成媒體從業者的習常，不但模糊著人們對基本面貌的判斷，更無形中助長了比壞、比劣，讓小問題變成大問題。

9月16日，來賓市街頭，25歲女孩盤曉瑩看到一名老人突然倒下受傷，就送其到醫院救治，結果被老人和家屬堅持說是她絆倒了老人。后來，盤的同事找到監控視頻，還原了事發現場。警方觀看視頻后，確認老人摔倒與盤曉瑩無關。（9月21日《南國早報》）

盡管“摔倒——扶起——被誣”的這一幕反復上演，但人性的善良沒有也不該敗給“被誣”，畢竟人命關天，生命為大，救人永遠是第一位的。許多人如盤曉瑩一樣，即使那一扶給人留下痛苦的記憶，但他們依舊會“以后遇到同樣的事情，還會去幫忙”。

一次次的摔倒被誣，也擋不住堅如磐石的扶起之路，于是當老人倒下，總見可愛的孩子、年輕的姑娘、善良的小伙該出手時就出手，用鐵的事實讓憂慮之“扶不扶”顯得多少有些多余。或許，我們可以不用擔心眾多人在遇到摔倒老人會選擇袖手旁觀，但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縱容誣人行為，接受“誣了就誣了”。在一個文明的國度，做好事不該也不能以被誣而劇終，女子扶摔倒老人被誣顯然還該有下文。

任何語境下的被誣，都是一次極大的傷害。特別是扶摔倒老人被誣，攸關愛心和善良受辱，一旦“跳進黃河也說不清”，還意味著要承擔巨額賠償費，好多人陷入此尷尬境況中急得如熱鍋螞蟻，感覺快要瘋了。做好事還要流淚，這不是豈有此理嗎？顯然誣人者應該給個說法，起碼包括一聲“對不起”的道歉。

有誣陷，就有悲傷，就有委屈，盤曉瑩她們為“扶”而留下既傷心又委屈的淚水。顯然受傷的心靈應該得到撫慰才是，委屈獎專為受委屈的人而設，有關方面是不是也該為她們頒發委屈獎?

盡管遭遇誣陷，但“扶”的決心和意志絲毫沒有因此而改變。如盤曉瑩所言，“即使以后遇到同樣的事情，自己也還是會去幫忙”。如果說面對摔倒老人，不管不顧伸手一扶已然可貴，但在扶過后遭遇被誣沒有“吸取教訓”，仍要堅持扶人一把，更為可貴。此等精神值得弘揚，此種能量值得傳遞。

因為伸手一扶遭致一場誣，對個人而言這是一種不幸。但對社會而言，決不能對誣人行為坐視不管，必須有鮮明的態度，因為“誣了就誣了”壓根不是正常的社會表情。女子扶摔倒老人被誣有沒有下文值得期待。

真相缺席，并不代表正義一定缺失。萬一真相不出現，我們也不能喪失行善的勇氣，不能因少數極端案例而對這個世界失去信心。

安徽淮南師范學院大學生扶摔倒老人“稱被訛”事件持續發酵。此前有目擊者稱，距離不足以撞倒老太。日前，又有幾名目擊者愿實名作證：袁某曾經道歉，并承認撞了人。而此前袁某否認曾經道歉。

“孰真孰假，如墮霧中。”時至今日，“稱被訛”事件仍然撲朔迷離。真相只有一個，但不是所有的真相都會浮出水面，更不等于公眾能夠等到所有的真相。有沒有撞人，袁某最清楚；有沒有被撞，老太最清楚。如果某一個當事人撒了謊，即便逃脫了懲罰，道德法庭也會對她審判。

沒有真相，就很難實現正義。但是，真相缺席，并不代表正義一定缺失。具體到“稱被訛”事件，可探討的現實命題有很多。

比如如何確認證據。口供不可靠，目擊證人也未必可靠，最可靠的就是不會說謊的視頻。誰是法庭上真正的王者？不是法官，而是證據。什么是證據之王？目前看來，沒有剪輯的視頻，可稱證據之王。遺憾的是，監控有盲區，此事件中，袁某有無撞人這個關鍵細節，監控恰好沒拍到。

再如，劇情是否真會反轉？如果反轉，為何會反轉？其實，如果監控沒有盲區，有鐵證證明袁某撞了（或未撞）老太，也就無需打口水仗，無需路人作證，更談不上反轉不反轉了。

令人悲哀的是，事件剛一披露時，坊間的態度頗為直接，無數網友篤定認為袁某沒有撞老太，老太一定誣陷袁某。而網友與袁某并無利益關聯，為何輕易認為袁某是冤屈的，為何自覺站隊？究其因，是受以往老人訛人事件所誤導。

這顯然是偏見。不能因為發生了個別老人訛人事件，就認為所有摔倒的老人都愛訛人，也不能認為否定撞老人的人就一定不對。如果受偏見支配，從此不敢扶老人，就更是幼稚。

常聽到有人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這種判斷未必準確。80多年前，魯迅先生感嘆：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高興的人盡有，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與過去相比，今天敢扶助摔倒者的人，一定不是“極少的”。

今天，嚴懲訛人的法律逐漸健全，保護人們行善的法律也逐漸健全。路見弱者摔倒，上前扶起，撞倒了老人趕緊送到醫院救治，其實都是舉手之勞，理所應當。當然，不訛人更是法律紅線，無需重申。

有網友說：“無論是誰故意說假話，甚至利用公眾輿論來為自己背書，都應該受到嚴懲。”嚴懲的前提是需要真相，現在最缺的就是真相。萬一真相不出現，我們也不能喪失行善的勇氣，不能因少數極端案例而對這個世界失去信心。

9月8日，安徽女大學生袁大宸發布微博說，當天早上，自己騎自行車路過淮南師院大門口，其間她扶了一個摔倒的老太，看到老太情況嚴重就撥打了120。到場的老太家屬認為是她撞倒了老人，要求她負責。她隨后到淮南公安局龍泉派出所報案，民警調取了當時附近的監控錄像。監控上顯示，當時她和老太雖然出現在視頻監控中，但監控有死角，兩人并未同時出現在視頻中。

袁大宸隨即在微博上尋找目擊證人，很快就有網友聯系上袁大宸，稱愿意為她作證，證明其清白。

但前天，安徽電視臺播出了三名目擊證人的指證，他們都稱愿意實名作證，證明女大學生小袁曾經承認撞了人，這使是撞是扶的認知出現了大反轉。

與過去幾乎一邊倒地站在扶起老人者一方不同，在新聞跟帖中，女大學生與目擊者的證詞都受到質疑。

懷疑女大學生的網民說，“我相信你可能敢于主動上前攙扶老人，甚至主動送老人去醫院，但我的確不信一個沒有收入的女學生，會出于好心讓自己同學送錢來為老人墊錢看病，去承擔本是家屬才應該承擔的義務”。

懷疑作證者的網民則表示，這三個作證者都和老太相識，自然會為老太說話。而證人中一人拿出1000元、一人拿出500元給老太治傷，也說明他們之間的熟悉關系……

這幾年，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訛的事頻頻出現在媒體上，這使人們更愿意相信扶起者。于是當袁大宸發布微博求助時，很快就得到5萬多的轉發和點贊。但正因為人們更趨于相信扶起者，實際上也存在真正撞倒老人者謊稱是扶起者的可能。

與過往扶起跌倒老人不同的是，安徽女大學生不僅扶起了老太，還借錢為老太墊付醫療費，這是一種對一般人來說都是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高出常人的境界本來就會招來懷疑，何況又有多人出面證明她承認過撞人。

可是假如這個女生真的有如此之高的道德境界卻受到誣陷和懷疑，那無疑將受到深入骨髓的傷害。

這又是一起“羅生門”事件。這種“羅生門”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南京寶馬案中“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的醫學鑒定，人們對它的質疑至今仍在延續，以致“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證”成為近日網上最為流行的“證件”。

盡管淮南警方稱調查已有初步結果，并即將公布，但警方公布調查結果，也未必會獲得全體的相信。

這就是信任大廈倒塌的結果。在信任的瓦礫之中，真相變成了任人踩踏的塵土。于是我們不得不依靠監控視頻來還原真相。但監控視頻不可能像無處不在的天眼，總有一些事情發生在監控的盲區。

監控視頻一旦出現盲區，那么當事人是說真話還是撒謊就要依靠良知了。如果一個社會的信任體系牢靠，多數人以真實為榮以虛假為恥，就不會出現“每個人懷疑每個，一切人懷疑一切”的局面。可是我們面臨的狀況是，在許多時候，謊言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羞恥地行走；而且人們明明知道那是謊言，卻不能公開指證它們。當信任體系不斷受到撞擊后，良知的獨木怎能支撐起誠信的大廈？

信任傾覆，使每個人都變成了福爾摩斯，在信任的瓦礫中尋找能夠還原真相的蛛絲馬跡。然而即便福爾摩斯再世，他也不可能是萬能的，甚至他所做出的判斷，也可能被懷疑是不是受到收買而弄虛作假……

安徽淮南女大學生自稱扶老太被訛一事，又有新進展。據安徽廣播電視臺旗下媒體安徽網絡電視臺9月15日消息，目前已有3名目擊證人愿意出來實名作證，這3人稱女大學生確實撞了老太太。（澎湃新聞網9月16日）

逆轉，再逆轉，真相卻未曾峰回路轉。9月8日，一名自稱是安徽淮南師范學院大三的女生在微博發帖稱，自己扶跌倒老太遭遇碰瓷訛詐，欲網上尋事件目擊者證其清白。此后，輿論幾乎以“訛人老太”的標簽化思維，將當事女生捧上“被訛好人”的道德高地。再然后，一組現場照片流出，碎片化的場景，盡管很難再現核心細節，但大家仍一致認定“安徽女大學生扶老太被訛”。這中間，當地警方所秉持的慎重理性姿態，被輿論刻意規避或忽略。

要想查清事情原委很簡單，只要調取事發路段監控便可。然而，事發地點處于監控死角，監控無法給雙方一個滿意的答復。壞老太還是壞女孩？隨著各派目擊證人的挺身而出，在司法層面，也許遲早能辨個明白。不過，這事兒如果發生在下面這個場景中：老人與女孩在監控死角，而當時路上并無行人，老人堅持認為是女孩撞傷、女孩堅持發誓自稱是好心救老扶傷——在不靠譜的測謊技術并不能在數值上給出真相時，我們，究竟該相信誰？

這是個兩難問題，一是因為經驗主義本身時常經不起個案的實證；二是因為技術的“死角”、制度的“暗房”，在這個世間是很普遍的事，誰也不是“上帝之眼”。這個困局，說到底是兩種執迷所致：一方面，我們對絕對正義執迷無悔，在無法獲得絕對正義之時，選擇了經驗主義邏輯。但這個邏輯，終究是有成本、有傷害的。結果，有人會放大這種成本與傷害，躲在臆想的風險中，規避自己的道義責任。這就是所謂“不是我變壞，是壞人太多”的借口。

另一方面，我們太不信任道德自治，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又被每個人狡黠地利用得淋漓盡致。在利益與責任面前，善良者的道德確實也有可能選擇“逃離模式”，但一個公民社會，正常的輿論狀態，不是馬上站隊為自己喜歡的一方扛旗（因為它可能恰恰是施害方），而應該申明底線、重提價值，喚醒或施壓于每個人的道德自覺，讓撒謊者真正“內心不安”。遺憾的是，我們不僅喪失了這種能力，更深深懷疑這種能力。結果，就是總喜歡貿然而沖動地寧可自己當“判官”，寧可罔顧事實，也不肯讓輿論監督與道德監督成為倒逼真相的力量。

安徽淮南女大學生自稱扶老太被訛一事中，究竟誰在撒謊？這不是猜謎類的綜藝節目。它拷問的，其實是公共治理中越來越司空見慣的“盲區”。在這方面，法律也許是無力的，制度也許是蒼白的，甚至技術也是被“封印”了的，內心的力量、價值的力量，如果跌宕殆盡，小丑也可能披著英雄的外衣招搖“吸粉”。

這世界，總有一些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禮失求諸野，只是，人性的規矩與規則如果停擺或失靈，底層的這種風險，并不比任何一種風險來得輕飄無害。這樣的警醒，跟事件真相本身一樣重要。

“新聞反轉”或許是理解“女生扶老太被訛逆轉，3名目擊證人指證女生撞人”的一個獨特視角。新聞傳播具有議題設置功能，如果傳播者所設置的議題與公眾議題相符，則傳播效果較好，議題就會引起輿論共振。但有時，傳播者的議題設置可能出現偏差，它源自事實報道的片面——當公眾剛開始接受一種說法，輿論剛開始成形時，人們忽然發現，之前所傳播的信息不實或有待確認，這種轉變讓公眾措手不及，也容易表錯情、會錯意。這種現象導致了輿論的反復，也加劇了公眾焦慮。

至于扶人者到底是被冤枉的，還是確實撞了人假喊冤，目前還不得而知。問題是，新聞反轉造成的負面影響已存在，即便真相得到了厘清，信任卻已經缺失，焦慮也必然加重。所以，在等待真相的過程中，必須追問：為何會出現新聞反轉，它造成的危害是什么？新聞反轉頻頻，媒體公信力將受到影響，人們的判斷也無所適從；更嚴重的是，人們內心的價值觀也將變得模糊和搖擺，很難再去相信別人，信任的只有自己。就像，人們剛剛譴責完誣陷人的老太，卻忽然發現自己可能被忽悠了，成了別人借機表達的工具。當然，從已有信息來看，這在目前也是一種假設。

新聞為何產生反轉？一個原因是：碎片化信息與刻板成見的結合。在自媒體環境下，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得到加強，甚至變成即時性的——最好第一時間將信息公之于眾。同時，碎片化傳播成為習慣，很多信息未經核實或并不全面，也被廣泛傳播。然而，信息所涉及的對象在公眾心中可能存在較為牢固的刻板成見，如被撞倒的老人、打人的城管等。在刻板成見作用下，當人們接收到碎片化信息時，根本沒耐心作出理性判斷，而是任由碎片信息調動自己的刻板成見。于是，結論快速得出，這個結論可能以偏概全，也可能過于主觀臆斷。這為以后的新聞反轉提供了可能，一旦新的不同信息傳來，人們就會驚訝地發現，自己之前的判斷過于匆忙和武斷。

新聞反轉的第二個原因，是記者報道失實與對公眾焦慮的刻意迎合、刺激。記者要有受眾意識，只有有了強烈的受眾意識，記者的傳播才可能實現其效果。但是這種受眾意識不是一味迎合受眾，更不是對受眾某種焦慮的刺激。遺憾的是，一些記者和傳播者有時忘記了理性客觀的原則，在報道新聞時敏銳地捕捉到了社會焦慮，并且通過選擇性報道不斷刺激這種焦慮，以期實現傳播效果最大化。一旦這種選擇性報道失實，記者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傳謠者，就是一個破壞者。這顯然違背了記者的職業道德。

新聞反轉本來也是新聞逐漸接近真相的過程。有時，接近真相一時存在難度，媒體需要通過不斷的“有機運動”來逐漸接近真相；所以，對于非主觀出現的事實瑕疵，不必苛責。但是有些新聞反轉則帶有著強烈的炒作成分，出現反轉并不是因為掌握的信息不全面，而是傳播者利用人們內心的刻板成見和焦慮情緒做文章。因此，在審視新聞反轉現象時，既要看到傳播者把關意識的缺少，也要看到人們內心存在的刻板成見與情緒焦慮。

只要上述兩種東西還在，新聞反轉的現象在自媒體時代就不會絕跡。而始作俑者，可能是當事人，也可能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