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按“紅包”排名，更要賦予患者話語權

醫務人員收受“紅包”，黨紀國法赫然在目，但始終不能“斬草除根”，一方面說明醫務人員的廉潔意識喪失；另一方面則還是我們的監督機制還存在漏洞。就像群眾所言的，衛生部門監督醫療機構，監督醫務工作者本身就是“老子管小子”，難免會出現“護犢子”之嫌。值得關注的是，《福建省醫療機構專項整治“紅包”和回扣工作方案》中明確將聘請第三方機構專項調查醫療機構收受“紅包”和回扣的行為，并對相關醫院進行排名，連續兩年收“紅包”居前十名的醫院將被降級處理等，這無疑是有了極強的針對性，也是打在了“七寸之處”。

相信有了由醫療機構和各地衛生行政部門進行“第一道把關”和第三方機構專項調查，醫務人員的收受紅包的行為一定能夠得到遏止。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希望衛計委部門能選聘出信譽良好第三方機構進行工作，同時也期盼第三方機構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認真對患者等進行回訪、接受他們的舉報，讓那些隱藏在醫療機構中的蠅營狗茍之徒浮出水面。[詳細]

整治醫院“紅包”，得先治兩個“難病”

“難病”之一是調查難。《方案》規定了“兩道關”。“第一道關”是醫療機構和各地衛生行政部門在病人出院后1個月內必須開展調查回訪；“第二道關”是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專項調查來發現“紅包”和回扣的線索，并暢通信訪、舉報、部門協作的渠道。看上去，這種辦法乃是“雙保險”，但其實很難有保險。出于“好不到人也不要害人”以及害怕說出收受“紅包”和回扣的醫護人員姓名之后他日就醫會對自己不利的心理作怪，很少有病人及其家屬會配合調查，更不會主動舉報。

“難病”之二是取證難。要想取得醫護人員收受“紅包”和回扣的真憑實據，可謂難上加難，因為收送“紅包”和回扣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不會有第三人在場的時候收送，更不會通過轉賬或者其他會留下痕跡的形式收送。送者也不會刻意使用針孔攝像機或者錄音保留證據，收者也會特別小心送者會不會保留證據。總不可能僅憑病人及其家屬一面之詞確定醫護人員收受“紅包”和回扣的事實吧，這樣容易造成冤假錯案。

如果不“治愈”這兩個“難病”，那么再重的拳也像是打到棉花上——傷不了收受“紅包”和回扣的醫護人員一根汗毛，也難不倒醫護人員收受“紅包”和回扣嚴重的醫院。一直以來，有關部門出臺了不少整治“紅包”和回扣的辦法，但都收效甚微，其實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治愈”上述兩個“難病”，而不是“拳重”不夠。所以，當務之急應當是設法“治愈”上述兩個“難病”。[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