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新自貿區點亮“一帶一路”

戰略發展前景

我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一直在積極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當中去，是經濟小國同化于經濟大國俱樂部的過程。經歷多年積累之后，我國終于有能力反哺這一體系，通過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戰略來試圖修改一些基本規則。在既有體系下，這顯然是在突圍。

突圍的前景取決于力量的強度以及持久性。絲路基金和亞投行所匯集的千百億資金力量，顯現出相當的力度。盡管與美日等國主導的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相比，絲路基金和亞投行仍是小弟弟，但這只是開始。以我國4萬億美元為依托的外匯儲備整體構成力度繼續增強的保障。

自貿區更多地體現力度的持久性。下一步，自貿區還會擴展到更多的地區。而經驗能否遷移成功，取決于先行者是否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同時也取決于一些整體性的安排是否到位。

上海本身的自貿區事業也仍在繼續，遠未完結。上海自貿區內的金融改革進度參差不齊，距離資本賬戶的完全自由還有相當路程。新自貿區在這方面難以有太多借鑒。此外，服務業占比高的東部沿海地區推行自貿區的經驗如何與產業轉移政策相配套？假如有一天四川、陜西也都成為了自貿區，那么遷移到這些地方的重工業們又該如何適應已經要求服務自由貿易的新時代？滬粵津閩四地陸續突破之后，全國腹地能否跟上這些火箭的牽引，是我國“一帶一路”政策長期是否成功的關鍵。

“一帶一路”戰略的高明之處，在于利用我國的經濟實力向外尋求解決問題的空間，并可能為國內經濟的進一步轉型贏得時間。我國向“一帶一路”國家輸出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能為國內鋼鐵、水泥等過剩行業產能找到新訂單，從而緩和產業改革的陣痛。在這中間，可能會出現內外部節奏不同步的尷尬，也可能會有國內企業與境外國家不斷互補的盛景。突圍就是如此，充滿挑戰，充滿希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等大事件發生前，恐懼和擔心從未消失，而歷史已經說明了高下，這一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