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醫鬧”的受害者

因患者死亡，其家屬向醫院提出300萬元的天價索賠，遭拒絕后，持續圍堵醫療機構致其無法正常開診、醫生不敢上班。深圳市沙井街道永安門診部及當事醫生一紙訴狀將患者家屬告上法庭。日前，寶安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患方醫鬧侵權行為成立，須賠償門診部經濟損失500元并向當事醫生賠禮道歉。（《深圳商報》報道）

這一判決應該是依法懲治“醫鬧”的一個司法實踐。“醫鬧”一詞產生于上世紀90年代末，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維權意識提升而產生。一般是出現醫療糾紛，患者方不接受醫院的診斷和解釋，認定醫院“醫療事故”，而采取過激行為。

醫院和醫生對“醫鬧”大都是“恨而怕”。有時，醫院院長們開會，會不自覺地開成訴苦會。對一些患者家屬“三不”——不作醫療鑒定、不走司法程序、不進行調解，只要求醫院高額賠償，許多醫院考慮到自身形象，無奈妥協，給予進行部分賠償，反而助長了“醫鬧”。后來，這種“大鬧大賠，小鬧小賠”的后果是產生了“職業醫鬧”，鬧來賠償瓜分。一位院長透露，往往是醫院賠的金額越高，職業醫鬧要價更高，與患者家屬分成更多。

一位持續關注醫鬧問題的政協委員曾經提供過一組數據，廣東每年發生醫療糾紛、醫鬧事件有2.5萬到3萬例，約占全國的八分之一。東莞市社科院、東莞市衛計局的調查表明，2007年至2013年東莞市7家鎮級醫院，13家公立醫院共發生醫療糾紛974起，群體性“醫鬧”事件為152起。2007至2013年東莞13家公立醫院在醫療糾紛中支付了1984.58萬元賠償金，平均每年達到283.5萬元。

毫無疑問，“醫鬧”已給醫院、醫生以及患者人身安全帶來了隱患，醫院的正常診療秩序被干擾，醫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患者得不到應有的正常救治。2014年4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衛計委聯合發布《關于依法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嚴懲在醫療機構內毆打醫務人員，公然侮辱、恐嚇醫務人員及限制人身自由，在醫療機構及其公共開放區域采取違規停放尸體、私設靈堂、擺放花圈、焚燒紙錢、懸掛橫幅、堵塞大門等方式擾亂醫療秩序或其他公共秩序等6種行為，保障醫患雙方合法權益。

深圳寶安區人民法院的這一判決標志著法治的進步，是對有損公共安全以及他人利益者的行為的法律懲罰。但是，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后續法律措施。預防、減少、化解醫療糾紛，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才是共同的目標，在這其中，要靠法治也應靠醫患雙方的理性提升。

之所以出現醫療糾紛，與目前的“看病難、看病貴”有直接關系。而且，在以藥養醫的環境，醫生開大處方、過多設備檢查等問題普遍存在，加上醫療配置倒掛，患者集中在大醫院，醫生超負荷運轉，無論是門診還是住院都與患者缺乏必要的溝通，本應充滿人文關懷的醫療行為相當簡單化程序化。這樣，一旦出現糾紛，患者就把情緒發泄到醫院和醫生身上，扭曲的醫患關系難以正常。

目前醫學，對人體的探究，還遠不能讓醫生能對所有疾病進行完整準確的判斷和治療，而患者又缺乏一定的專業醫學知識，因此容易形成沖突。如何對待治療的效果包括對待死亡，是每個合格公民應該學習的課程。當然，如果是醫院和醫護人員的主觀原因，比如設備問題、診療失誤、疏忽差錯等純粹的技術因素，另當別論。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寶安這一判決看似是醫院維護了自己的權益，法醫鑒定中心的鑒定也證明了醫生的清白，但是“醫鬧”行為給醫療機構造成的經濟損失，給當事醫生帶來的精神重創和職業聲譽受損，卻是無法挽回的。可以說，這個判決沒有勝者。

當社會在感嘆優秀醫生流失，醫生普遍不愿讓自己的孩子從事醫療工作，甚至醫學院的招生都受到影響時，如何理性地對待醫患關系是每個人都應該思考的，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