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元旦假期已過，但國內一些城市“房產稅1月1日試點”的傳聞并未如期兌現。據媒體披露，造成房產稅“難產”的重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稅制理念上存在分歧。

具體而言，地方政府試圖“修舊”，即在1986年《房產稅暫行條例》規定的基礎上，將征稅對象擴大至個人的非營業用房產，如此便可繞過復雜的立法程序；中央政府則主張“立新”，即通過整合現行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來推出新稅種“房地產稅”，而這一過程需要時間。

這種表面的技術路線之爭或許掩蓋了分歧的實質。事實上，地方政府急于推動房產稅試點和中央政府冷處理的態度是有悖于人們直覺的，不免讓人看得有些“云里霧里”。根據以往經驗，更合乎邏輯的表現應該是，中央政府強勢推動，而地方政府被動執行。

就此，一個可信的解釋只能是，地方政府急于讓房產稅過關，是因為地方上報的試點方案中，實際覆蓋面很窄，僅針對少數高端房產；而中央政府希望借此完善分稅制改革，通過擴大地方稅稅源來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更為進取的調控措施。

房價調控，說到底是一場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博弈，政府應責無旁貸地充當公眾利益代理人。自本輪房價調控于2010年4月掀開大幕以來，政府密集出臺過兩波調控措施，可惜都未打在高房價的“命門”上，從過去幾個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不降反升的事實來看，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第三波調控措施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房產稅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正因為它被各方視為第三波調控的重要籌碼。

此前我們曾多次強調，政府要想事半功倍地把房價調控好，并最大限度地減少政策的負面沖擊，有兩個關鍵：一是要把激勵搞對，二是要增強政策的可信度。把激勵搞對是說，中央政府應通過種種手段讓地方政府意識到，調控房價本身是符合地方經濟發展利益的；而增強政策可信度，是要讓各級政府協調立場，用一個聲音去引導市場預期。

就第一點來看，盡管中央政府不斷強調，房產稅將成為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收來源，但并未對地方政府起到正面激勵作用。顯然，與高房價、高地價催生的巨額收益相比，房產稅帶來的好處還不足以讓地方政府徹底動心。

而第二點更值得各級政府檢討。近年來，開發商不僅公開鼓吹房價必然上漲，誘導民眾買房對沖通脹風險，并明目張膽地通過囤積土地、捂盤惜售等實際做法來炒高房價。反觀政府層面，則存在多個不一致性：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有不同調門，地方政府對中央陽奉陰違，銀監會和地方銀監局在執行房地產信貸政策時時松時緊。如上種種混亂信號都令公眾無所適從。

近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聽眾互動時，再次強調“有信心讓房價回到一個合理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公眾看到各種政策措施、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利益的內在一致性。

首先，調控房價還是要靠政策“組合拳”。單從制度效果看，房產稅作為政策工具之一，無力決定中國房價長期走勢。例如，目前二手房轉讓過程中，營業稅加上契稅、中介稅，新增交易成本高達11%，如果連這都未能阻擋房價的增長，指望1%不到的房產稅來抑制房價上漲，并不現實。

對房產稅寄望過高，一旦短期內無法看到立竿見影的政策效果，“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無疑會進一步強化；同時，公眾的挫敗感和失望情緒也會加劇。屆時政府再談平抑房價，恐怕再無人肯信了。因此，從長期來看，要想讓房價理性回歸和房地產市場健康運行，須從調整貨幣政策、擴大廉租房和經適房供應、提高投機成本等多方面入手。

其次，在財政分權改革推進之前，地方政府靠賣地吃飯的現象不可能自發得到糾正。同樣，在國有商業銀行與房地產開發商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沒厘清之前，開發商背靠強大的資金支持，完全有繼續“挺”下去的資本，這又要求對國有銀行進行全面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明晰其風險。

最后，對于房產稅本身，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時圍繞房產稅打起“太極”，只能起到反作用，從而削弱房價調控的效果。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先要對房產稅的性質和作用統一認識。唯有如此，中央才能提高立法效率，而地方也才會積極配合，提出切實可行、反映民意的試點方案。否則，房產稅無論是淪為制度擺設，還是異化成斂稅工具，都將違背房價調控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