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經過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國主義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實質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其目的是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劃分勢力范圍。中國曾經在戰爭期間對德宣戰，也算是戰勝國之一，因而派了代表參加。在中國人民輿論的壓力下，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廢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隊和歸還租借地等七項條件。代表到達巴黎后，由于留歐中國學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要求收回大戰時被日本乘機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陳述書。

當時，許多中國人，包括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巴黎和會”的本質還認識不清，對于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認為美英等帝國主義的勝利是什么“公理戰勝強權”，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看作“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他們以為巴黎和會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這種想法當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又是奉行對外妥協的賣國政策，帝國主義根本不理睬中國人民的正當要求，反而無理地在和約中規定把德國在山東占有的各種特權，全部讓給日本，至于日本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二十一條，又借口不在會議的討論范圍之內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會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也打破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先進的知識分子識清了這個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決自己的命運。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進步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人民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在報上發表了，全國群情激昂，人們的悲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個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愛國運動，像火山一樣的爆發了。

晚上，北大法科大禮堂好像沸騰的海洋，內內外外擠滿了北京的大專學校學生。聽到演講者講述中國在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情形，都捶胸頓足，憤慨萬分。有一個北大學生，當場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懸掛在會場的臺前，表示愛國的決心。會上，大家紛紛提出嚴懲曹汝霖（軍閥政府的交通總長，二十一條就是他經手簽訂的）、章宗祥（駐日公使，他是出賣膠濟鐵路經管權、濟順和高徐兩鐵路修筑權給日本的經手人）和陸宗輿（幣制局總裁，他是1915年的駐日公使，向日本進行各種借款的經手人），并舉行游行示威等建議。會議一致通過：一、通電全國，聯合各界一致行動，誓死力爭；二、電致巴黎的中國代表，決不簽字；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紀念二十一條的國恥日）舉行全國游行示威等決議，并決定次日（4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時，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北京師大的前身）、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朝陽大學、匯文大學等十四個學校的學生三千多人紛紛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倆手里拿著各色各樣的旗子、標語牌，上面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字樣，有的還繪著山東的地圖和各種諷刺畫。

當學生們正在天安門集會時，北洋軍閥政府的步軍統領和警察總監帶著一批軍警聞訊趕來，企圖以“大總統”的命令解散學生隊伍。學生們憤怒極了，高呼“打倒賣國賊”，他們見勢不妙，只好低頭溜走。

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表示中國人民的意志，并企圖使帝國主義改變對中國的態度。但是帝國主義的巡捕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軍警不準大隊通過。大隊退出東交民巷后，便憤怒地奔向賣國賊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趙家樓。同學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沿途散發了一萬多份傳單。途中，許多工人、商人和市民都參加了游行隊伍。

曹汝霖住宅的黑漆大門緊閉，門口有穿著制服掛著快槍的巡警守護，同學們怒不可遏，便把沿途拾來的石子，象雨點一樣地擲過去，打碎了曹宅臨街的全部玻璃，房子上的瓦片也被學生用竹竿挑下來，有幾個同學從窗口跳進曹宅，把鐵鎖打斷，打開了大門，大隊便一涌而入。曹汝霖見勢不妙，倉皇越墻逃跑，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躲閃不及，被同學們狠狠地痛打了一頓。同學們搗毀了曹宅的所有家具，還不能解心頭之恨，就在曹宅放起火來。不久軍閥政府的反動軍警氣勢兇兇地趕來，逮捕了學生32人。

同學們的正義斗爭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群眾的廣泛同情。甚至許多所謂“社會閑人”和段祺瑞的反對派都以“愛國者”自居。對政府當局提出了抗議。軍閥政府害怕5月7日這一天會有全國性的行動，不得不在5月6日釋放被捕學生。

5月7日國恥紀念會被強迫解散了，但愛國宣傳是阻止不了的。北京的街道上，學生們三五一群，熱烈地展開了活動。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重慶等地學生都在這一天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和游行示威，一致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運動像風暴般迅速地在全國范國內傳播開來。

5月9日，北京軍閥政府以為風潮已過，下令為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并傳訊被釋放的學生，追究5月4日行動的主使人。

北京學生們對反動政府這種反人民的措施，憤怒到了極點，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要求嚴懲曹、章、陸三賊；取消誣蔑學生的反動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北京學生在罷課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國各地聯絡，商討采取一致行動，發動更大規模的斗爭；另一方面組織演說團，在群眾中廣泛宣傳。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藝場所都有學生活動。軍閥政府則采取極其野蠻無理的手段，制止學生們的各項愛國活動，不許學生舉行會議，檢查新聞，查封報館。步兵和馬隊在街上往來巡邏，逮捕學生。5月25日，教育部開會：限各校學生三日內復課，否則將予以嚴厲鎮壓。

反動政府的鎮壓，激起了青年學生更加火熾的義憤，斗爭也更尖銳了。6月3日，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傅活動，被反動軍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當作臨時監獄。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6月4日繼續逮捕，北大法科容納不下，又辟北大理科為臨時監獄。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監牢并不能使愛國學生屈服，反而更加強他們反帝愛國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動了五千多學生，其中還有許多中學生，他們組成了三個縱隊，到處進行講演，連警察廳門前的馬路也成了活動的地點。同學們都帶著行李、用具，準備坐牢，弄得警察也束手無策了。

6月3日軍閥政府大肆逮捕愛國學生的消息，迅速傳到全國。從廣東到黑龍江，愛國運動的浪潮在二十多個省份的一百五十多個大中小城市都掀了起來。運動的廣泛性，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工人階級以空前的政治罷工規模加了斗爭，顯示了偉大的力量。從此，五四運動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中心從北京移到上海。運動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識分子擴大到工人階級。

首先發動罷工的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區－－－上海。6月5日，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罷工工人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之多。上海工人階級的罷工風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罷工的斗爭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在全國燃燒起來。

在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推動下，工商業資本家也參加了斗爭的行列，舉行罷市。不過，他們是極為軟弱的，不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堅決的斗爭，主張“文明抵制”，張貼“幸勿暴動”的標語，甚至還對帝國主義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證。

五四運動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后，北洋軍閥政府手忙腳亂，大為震駭。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使經濟生活幾乎陷于停頓，尤其是罷工的爆發和擴大罷工斗爭的醞釀，對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更是意味著致命的嚴重威脅。在北京街上散發的傳單就警告政府，如不答應群眾要求，“則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動，圖根本之改造。”上海的工商學各界聯合會也于6月6日打電報給北洋軍閥政府，要求嚴懲賣國賊，反對在和約上簽字。

愛國運動洶涌澎湃地發展著，一個浪頭比一個浪頭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漲。軍閥政府眼看著“自身難保”，不得不于6月9、10日批準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賊辭職。

6月28日是和約簽字的一天，中國的留法學生和工人包圍了中國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個消息傳遍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大為震動。

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這個運動在其開始，只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6月3日之后，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形成為全國范國內工學商聯合的廣大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國工人階級以嶄新的戰斗姿態、英勇頑強的精神和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顯示出自己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鋒隊伍和領導力量。毫無疑問，中國工人階級參加斗爭，對五四運動獲得重大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