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從憂傷的回憶開始——

王依花:人走了，不能讓他背不守信的罵名

我丈夫周建才生前是村里的能人，十幾歲就跟人出去做油漆工，上世紀90年代初，他從打工的一步步做到小包工頭，手下帶著二三十名油漆工。當時我們身邊就有幾萬元的積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1995年，他帶著油漆班組到福州倉山的港頭小區(qū)做工，總工程款是21萬元。那時候，很多建筑工程都是包工頭先墊付材料人工費，他把積蓄全投了進去。可工程開始不到一年，厄運就來了。

年底，他耳朵后面出現一個腫塊，淋巴結也腫得很大，一檢查，醫(yī)生說是鼻咽癌。我一聽，當場號啕大哭，真是天都塌了！他才34歲啊！此后的一年多，我們基本都在醫(yī)院度過，醫(yī)療費花去6萬多元，1997年他去世的時候，本來85公斤多重的個子，瘦得只剩下35公斤多。

臨終，他握著我的手叮囑：“還欠工友8.3萬元工錢，以后有條件，一定要還清。”我一邊哭一邊拼命點頭，我知道他的心思，他一輩子講義氣、守信用，常說農村人出外打工不容易，一分工錢都不能欠，就是病得起不了床，他還把家里僅剩的幾萬元救命錢全拿出來給外地工人發(fā)了工資，沒辦法還的，一筆筆都仔細地記在牛皮紙上。現在人走了，我不能讓他背上不守信用的罵名。

可是，生活是很現實、很殘酷的：家里早就一貧如洗，我是個沒文化、沒工作的家庭婦女，丈夫活著的時候很少跟我提工程的事，我兩眼一抹黑。欠我們錢的都不見了蹤影，我們欠人家的，卻陸陸續(xù)續(xù)找上門來，我跟他們說：“你們放心，只要我王依花活著，就是砸鍋賣鐵，也要還你們錢！”我作出了一個最艱難也是唯一可行的決定：打工還錢！

我把老家的田給別人種，每年分幾百斤谷子，請婆婆到福州來幫我?guī)Ш⒆樱易约和瑫r打幾份工。我小學都沒畢業(yè)，你說能找到什么像樣的工作？只能干苦力唄。主要是油漆工，雖然工資高些，但一天要干八九個小時，體力消耗大，而且臟，頭發(fā)、眉毛、連鼻孔里都是灰，一般很少有女的干這個。我那時只有40多公斤重，黑瘦黑瘦的，人家都懷疑我能不能干得來，有些鄉(xiāng)親同情我，給我介紹一些活兒，好歹撐了下來。剩下時間就做鐘點工，從每小時5元做起，一直到每小時15元，只要有機會，我一家也舍不得放棄，這家剛做完就立即趕往下一家，東家沒管飯，我就胡亂買點吃的邊走邊啃。

剛開始幾年工資很低，每個月只能賺1000多元，開支節(jié)省了又節(jié)省，也只能剩下七八百元。欠工人的工資從1000元到3000元不等，所以我每隔兩三個月，就可以還給一個工人，每年還掉幾個人的工錢，直到去年10月，我終于把最后兩筆還清了。13年了，我第一次覺得一身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