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3歲時父母離異，劉剛和奶奶一起生活。干過服務員、保安、賣過街邊DVD 。2002年，劉剛沒和家人商量，只身揣著僅有的100多元錢來到北京，好不容易有機會進安貞橋附近的一個酒吧駐唱，工資每月700元。但只唱了三個月劉剛就離開了，此后開始了“地下通道歌手”的賣唱生涯。“因為這里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王旭，在農場務農時，因為留小胡子、穿皮褲、燙發，成為農場的“異類音樂青年”。這些年來往來北京和河南之間，當過鍋爐廠工人、賣水果、水煎包、唱酒吧……走紅前還在一家藥廠干庫管、搬運的工作。

互聯網時代給了草根們機會，平民有了通過互聯網表達和被傾聽的機會，這是當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藝術和文化已經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互聯網的到來，終結了平民、凡人只能欣賞不能參與，只配分享不能創造的一個時代。從星光大道一路走來，旭日陽剛就以質樸淳厚的嗓音征服了聽眾，但還不至于如此躥紅，央視春晚無疑是個更寬廣的舞臺，每年春節是農民工返鄉最喜悅也最糾結的時刻，春晚需要草根來裝扮這個流光溢彩的舞臺，來顯示春晚的人文關懷，于是相中了包括旭日陽剛、西單女孩和深圳農民工街舞團等在內的草根代表。草根們雖然專業水準并不高，發音上還有不少的破綻，讓他們上春晚，也有不少人心里不平衡。據說某歌唱家質疑西單女孩憑什么上春晚？她給出的理由是，“正規的藝術學校學生學了四五年上不了春晚，一些老藝術家一輩子也上不去，但一個在西單地鐵的女孩，只因為媒體的報道，就成為名人上了春晚，是一種走捷徑的做法。”這樣的歌唱家怎么可能為人民歌唱，正如魯迅所言：那些石油大王哪知道撿煤渣老太太的艱辛？即便讓他們來演繹《春天里》這樣的歌，也唱不出心靈所能感悟的那種味道來。無論是西單女孩還是旭日陽剛，他們已經不是個體的存在，他們之所以能夠上春晚，靠的也不是藝術水準，而是他們身上的符號，他們代表的是幾億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符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