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去年8月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條款占1/3。本次全國人大會議對該草案進行三審，這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兩年來首次在代表大會層面審議一部法律草案。

立法法是規范國家立法活動的重要法律，其法律層級僅次于憲法，所以也被稱為“管法的法”、“小憲法”。同時，也有人認為立法法是法律的“度量衡”，它的質量直接決定了所有法律的質量。正因如此，制定于2000年的立法法，時隔15年進行首修，倍受關注。究其因，修訂立法法具有顯著意義，意在完善立法體制、突出人大的立法主導權，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完善民眾參與立法的機制等等。

如果說這種表達稍嫌生硬，換一種更接地氣的表述就是，收稅沒那么任性了，因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明確提出：“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地方政府不能再任性限行、限牌了，因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明確提出：制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諸如此類的規定，顯然與我們每個公民息息相關。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現實語境中，修訂立法法還有另一層重要內涵，改革與修法同步，讓改革于法有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立法法的修訂，可更好地引領改革、推動發展，可利于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使改革有序進行，更能為改革保駕護航。

立法必須有人民在場，不能讓人民群眾缺席，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還提出：“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的，可以召開聽證會，聽取基層和有關群體代表、有關部門、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和有關專家等方面的意見。”這正體現了普通民眾在立法、修法中的參與權、監督權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民眾發現當地出臺的法規與上位法有沖突，制定的規章損害自身權利，可向人大提出審查建議，不適當的法律法規將被改正或撤銷。此舉不僅可遏制權力任性，遏制部門利益規章化等頑疾，也能提高立法質量。

當然，還應看到此次修訂立法法，我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將從49個增加到280余個。235個設區市有望新增立法權，地方立法權成倍“擴容”，此舉對地方的改革發展帶來諸多利好，比如為當地通過立法更好地發展提供了便利。同時，也健全立法程序、確保立法有理有據，而不是以規謀權、以規謀私、關門立法。立法法修正案從事前、事中和事后建了4道防線：穩步推進修正案規定、限制地方立法權、必須遵守不抵觸原則、要報批準才能實行，為了避免立法的過多過濫以及有的地方甚至變為長官意志。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修訂立法法，為法治國家鋪就堅實根基，更能不斷實現良法善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將在3月15日進行表決，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并期待有更多驚喜。

“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堅持精準扶貧，倒排工期，算好明細賬，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在參加廣西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問題，一個大國元首念茲在茲的關懷，溫暖的不僅是在場的代表委員，更是億萬不在場的父老鄉親。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這個奮斗目標提出開始，就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有一個地方貧困，就不是“小康”；有一個民族苦厄，就不算“全面”。從踏訪河北阜平“看真貧”，到給獨云南龍族鄉親們回信希望“加快脫貧致富步伐”，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體現著各民族同榮辱、共進退的手足之情，釋放出為最廣大人民謀福祉、求幸福的博愛精神。

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地區和廣大農村得到了很大發展，但一些民族地區群眾困難多，困難群眾多，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難度較大。總體而言，民族地區和廣大農村依然是我國發展的重點、難點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只有幾年時間，越是任務緊迫、時不我待，越是要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貧困群眾得到實惠，讓民族地區獲得發展。

十八大以來，正是在黨中央的領導和關心下，少數民族的扶貧工作順利推進。一些民族地區，黨員干部到村、資金項目到村、扶貧工作隊到村，精準扶貧提高了扶貧效率；一些貧困地區，優先實施水、電、路改造，民生改善強化了情感紐帶；一些農村地區，幫助村民發展特色種養殖業，外在幫扶激活了內生動力……輸血與造血相結合，政策與實際相結合，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的發展欣欣向榮，釋放出巨大的活力與潛力。

我們常說，民族地區是我國的資源富集區、水系源頭區、生態屏障區、文化特色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集這么多的“區”于一身，既表明了民族地區的獨特優勢，也充分說明其復雜性和艱巨性。從天山腳下到武陵山區，從彩云之南到塞外草原，習近平總書記的“少數民族緣”，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群眾同步實現全面小康的信心和干勁。“既然選擇出發，留給世界的就只能是背影”，在中央帶領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一定能啃下扶貧攻堅這塊硬骨頭。

習近平總書記8日參加廣西團審議，在談及簡政放權時強調，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體”不行，該管的事沒人管了不行。這啟示我們：簡政放權工作必須更加注重提升“含金量”，著力織密民主“監督網”，確保“簡”出實效、“放”出活力。

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46項，取消評比達標表彰項目29項，取消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149項……兩會期間，2014年度簡政放權“成績單”受到代表委員充分肯定。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確定的“開門第一件大事”。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彰顯了政府部門嚴管權力、做好“權力減法”的決心。

權為民所賦，也必須為民所用。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是正本清源、規范使用人民所賦予權力的回歸，也是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抓手，更是減少權力尋租、鏟除審批腐敗的關鍵。

簡政放權，“減”只是方式，并非目的。切實提升簡政放權工作的“含金量”，還需更多借助“中國式民主”的制度平臺，織密公眾對于這項改革的“監督網”，進而實現改革與民意的良性互動，以“簡政”帶動“善治”，讓市場和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原則和制度設計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都要受到制約和監督。政府簡政放權的實踐中，也應當引入更多民主監督，多措并舉，確保放權到位、權責明晰。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釋放了簡政放權將逐級深入的新信號。相關部門也應確保“監督網”不缺位、顯實效。

堅持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讓政府在簡政放權中免于懈怠；用好制度平臺，創造更多條件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能避免出現“自由落體”“明放暗不放”“重形式輕實效”“監管和服務虛置”等問題。

天下事，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織密“監督網”、筑牢法治“籬笆”、遏制權力“越線”，方能切實推動“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回歸，切實推動政府各項工作再上新臺階。 （新華社記者梁建強、李金紅）

【在強烈的聚光燈和如林的話筒中,莫讓過熱的“星光”淹沒了履行職責和參政議政的責任和要求】

9日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姚明委員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明星委員”現象的看法——一方面,“明星委員”應該做得更好,盡職嚴肅；另一方面,大家應盡量淡化對委員們“星光”的關注,動輒要求合影和簽名等做法,有時未必適宜。因為緣事而發且切中肯絮,姚明的觀點短時間內即在網絡空間引起廣泛共鳴。

與作為運動員在籃球競技場上的叱咤風云相比,姚明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參政議政平臺上的表現,顯得低調而務實:上會只帶西服和運動衫兩套衣服,專心致力于自己最為熟悉的體育領域；無論是去年關于改體育賽事審批制為備案制的提案,還是今年對足籃球體制機制改革的建議,都體現出了可貴的調研功夫和行家見識。姚明說:“只坐在辦公室,難寫出接地氣的提案。”

從只當了3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姚明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體育明星在中國特色民主環境下的歷練與成熟。姚明在兩會期間可圈可點的表現,在會場內外體出現的自省、謙虛和努力,不僅對“明星委員”的參政議政能力建設具有樣本意義,也為所有肩負民意期待和履職使命的代表委員們提供了正面參考。這樣的“明星委員”,才真正凸顯了作為明星的社會責任和作為委員的參政議政誠意；這樣的“明星委員”追起來才帶勁,追起來才更有真收獲和好報道。

全國兩會是檢驗和彰顯“中國式民主”力量的嚴肅時刻,也是代表委員們集中反映民智民意、發表真知灼見的重要輿論場。對于那些星光璀璨的代表委員們來說,明星身份及其圍觀效應是客觀存在的,本身無可厚非。但有必要提醒的是,在強烈的聚光燈和如林的話筒中,千萬別讓過熱的“星光”淹沒了履行職責和參政議政的責任和要求。代表委員應該摒棄各種花架子、“演技”和作秀成分,把更多時間和精力聚焦到兩會議題上來,把更多勇氣和智慧貢獻到共商國是當中。

每年全國兩會,都少不了激烈的媒體大戰,那些星光籠罩的代表和委員,很自然會受到更多關注和青睞。平心而論,兩會報道的視角、風格和呈現方式并無一定之規,但必須引起注意的是,追著兩會上的明星面孔轉的時候,請別忘記了那些來自一線、來自基層、沒有“星光”的身影；別忽略了那些經過扎實調研、瞄準真問題、含金量高的提案議案；新聞報道在推陳出新的同時,別讓那些可有可無、雞毛蒜皮的“花絮”和“浮云”遮住了眼球,甚至陷入膚淺化、娛樂化、低俗化的報道誤區。媒體記者應當努力把更多的鏡頭和話筒留給真問題,留給“好聲音”。

明星代表和委員在兩會聚光燈下的言行舉止及接受媒體圍觀的方式,從側面反映了兩會會風的變化。在反“四風”、踐行群眾路線和落實“八項規定”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走進兩會會場的明星們留下了值得稱譽的履職足跡,體現出了低調、務實、親和的履職作風,成為兩會現場一道不可或缺的風景線。我們期待明星以及其他代表和委員們能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以盡職盡責的努力成為兩會亮點,涌現更多被點贊的“姚委員”；同時,也希望良好的兩會會風能持之以恒、蔚然成風。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黃潤秋提交的一份用無人機拍攝的《加快制定氣象災害防御法的議案》,連日來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該議案質樸詳實,贏得了廣泛贊譽。公眾對“航拍議案”點贊,既是因為這份議案自身有分量,也是因為大家想表達對代表認真負責態度的敬意,以及對履職形式更加多元的期待。

這份“航拍議案”是黃潤秋和四川省氣象局的專家、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共同完成的,調研歷時6年多。為了更加直觀、準確地展示氣象災害帶來的影響和危害,黃潤秋教授在兩會前與新華社合作,用起了高科技手段——航拍。這幾天,在四川團的討論會上,很多代表對這份議案表示出強烈贊同,紛紛署上了自己的姓名附議。

人民代表人民選,人民代表為人民。認真履職,是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如何走訪基層明察暗訪,及時準確地反映社會最突出的矛盾問題和群眾最緊迫的利益訴求,當好“代言人”,對每一名人大代表來說,既是職責,也是考驗。

當前,各種矛盾錯綜交織,經濟、環境、人口、反腐等方面的問題都很突出,每一項都如攔路巨石,如果對“巨石”視而不見,不能擔負起職責,就可能會坐視航船被“巨石”撞壞；如果缺乏勇氣,看見“巨石”望而生畏,不敢作為,那么可能就此困死局中；如果一拍腦門,瞎指一氣,那么可能白費力氣喪失機遇不說,還會面對更加艱巨復雜的“巨石”來襲。只有更科學、負責地履職,才能全面發現和研究問題。

近年來的全國兩會,大多數代表委員認真履職,議案提案嚴謹而專業,但也要看到,一些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流于形式,對民眾呼聲極高的領域觸及不夠,調研不深,個別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太“個性”,易引起巨大爭議。這些議案提案不妨學學“航拍議案”,不僅進行“有圖有真相”的嚴密論證,還有立體思維,“平地看不清干脆飛起來看”。

要更好地履職,就必須與時俱進地善用各種多元手段。今年全國兩會前,許多代表委員利用微信、微博等新途徑、新手段開展問卷調查,為自己的議案提案提供更多民意大數據支撐,也使自身的調查結論更接地氣、更有針對性。這也使得本次全國兩會的議案提案水平大大上了一個臺階。

“兩會時間”已經過半,代表委員們正積極努力地履職,謀小康之業、揚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執政之基,為推進“四個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言獻策,說真話、說實話、提真知、獻良策。希望今后都如網民留言所說的那樣——“航拍代表”多一點,“拍腦議案”少一點,履職手段更豐富。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局局長林志梅日前表示,家庭家教家風對職務犯罪影響重大。在家庭中,無論是長輩對孩子、夫妻之間還是兄弟姐妹之間,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氛圍,將會減少犯罪發生；如果沒有人警醒,反而相互之間默契地從事非法行為,那就是“一打一窩”。(3月9日《京華時報》)

辯證地看,一名干部具有兩重身份:于外,是作為政風載體的職業身份；于內,是作為家風主導的家人身份。政風與家風之間雖不存在必然因果關系,但也是相輔相成的:政風弊絕,利于家風敦厚；家風浩然,益于政風嚴正。若是政風不清,則難見家風勤儉；若是家風不正,亦難見政風凜然。今年全國兩會前夕,中央審議通過了《上海市開展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工作的意見》,就是用反腐利劍正家風,進而協助正黨風政風。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以好政風育出好家風,以好家風助力好政風,例子不可勝數。漢代大儒楊震,因為官清廉,子孫過得很清貧,經常無肉可食。有朋友想為他們置些產業,但楊震認為,讓后代被人稱為“清白吏”的子孫,豈不更好?得益于楊震政風清廉和家風嚴格的表率,其后世子孫成才頗多。新中國的第五任財政部長吳波信仰堅定、清正廉明,94歲時立下遺囑,將國家分配的房子歸還,不留子女。從他當部長到離休、去世至今,后輩們沒有一個在求職、上學、升職等事情上打過他的旗號。楊善洲、高德榮、孫文龍……在優秀干部身上,廉潔政風和清湛家風猶如車之兩輪,相得益彰。

相形之下,一些“父子兵”“夫妻檔”等家族性腐敗窩案的出現,也警醒干部們要始終保持足夠的政治定力,堅決處理好組織和家庭的關系。有政風不清導致家風不純者。一些干部經不住誘惑,無視黨紀國法,收受賄賂、奢侈享受,家人很容易成為直接“受益者”。家人得利后難免人心不足,又直接間接“推動”干部繼續斂財。劉德成是國家發改委前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前局長劉鐵男的獨子。父親以權謀私,帶壞了兒子；兒子肆意妄為,讓父親“走得更遠”——結果,二人雙雙落入法網。

有家風不嚴致使政風墮落者。當家庭成員追逐紙醉金迷時,有些干部不嚴加制止反而縱容,最終走上腐敗道路。吉林省原政協委員喬本平就曾坦言:“我在教育子女過程中過分溺愛孩子,甚至置國法于不顧。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給他買房子；孩子要車,我就把公車給他；孩子要做生意,我就從公款中拿錢給他。有一次,兒子向我提出要用200萬元做生意,我就給他整了200萬元,對孩子的要求,我總是百分之百滿足,完全不顧自己是不是在違法犯罪。”

關心秘書、勤務人員、司機等身邊工作人員,原本無可厚非。但偏偏有些干部,把原本正常的愛護之心變成“招兵買馬”,把身邊工作人員納入家族腐敗鏈條。如一些貪腐分子的秘書,成為干部的“大管家”,狐假虎威,與領導結成“腐敗共同體”。甚至個別高級干部的勤務人員,竟然扮演了“殺手”角色,更令人心驚。

應該說,優良政風和淳樸家風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在處理組織紀律和個人家庭的關系上,廣大干部應敢于發揮端本清源的主導作用。一方面,要時刻堅守黨性原則,緊跟中央部署,踐行“三嚴三實”,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以優秀干部為榜樣,抵制不良風氣,樹立廉潔政風；另一方面,“以德遺后者昌,以財遺后者亡”,在家庭中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以貪腐分子為鏡鑒,對家人的不合理或非法要求嚴詞拒絕,傳承良好家風。

【習近平總書記首提“讓人民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對公平正義理念的進一步延展和深化,更符合推進“四個全面”的新形勢】

如今談及公平正義,很多人都會想到那句“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其實,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會與司法案件沾邊,但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小到排隊取藥,大到辦廠領證,人們都會“零距離”接觸到公平正義問題。公眾更希望公平正義像普照的陽光,溫暖日常生產生活的大事小事。8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廣西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的“讓人民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正是順應了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新期待,代表了一種更值得期待的公平正義觀。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實踐,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大多數人也分享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紅利。但不容忽視的是,戶籍制度導致的“看人下菜碟”、資源分配失衡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公共服務占有不公等,都是滋生人們不滿情緒的根源。要實現和諧穩定,就必須紓解民眾的“公平焦慮”。

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需要公平正義。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這一理念的核心就在于對公平正義的推崇。我們不難發現,那些人民群眾意見比較強烈的民生難點,核心矛盾并非都是投入不足,而是欠缺公平。在不少城市,人們抱怨教育不公,并不是說有多少孩子無學可上,而是針對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公；醫療領域也有類似問題,除了看病貴看病難,享受醫療資源權利不平等也是人們的“吐槽點”。

人民群眾的日常生產更需要公平正義。在生產領域,一些民營企業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歧視,從市場準入,到稅費收取,到招人進人,都存有不公之處。這種事實上的不公平遭詬病已久,也是中央領導強調“要積極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營造公平有序的經濟發展法治環境”的關鍵原因。為促進公平正義,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營造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生產領域的不平等,還體現在勞動者權益方面。由于社會發展慣性,勞動者實質上仍三六九等之分。同樣的勞動付出,因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區別,最終待遇可能有天壤之別；至于因為戶籍、社保等因素而導致的不公平、不正義,更是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尋常景象。在中央領導人強調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之際,這些不公應通過深化改革給予消除。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首提“讓人民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則是對公平正義理念的進一步延展和深化。這種更加全面的公平正義觀,更符合推進“四個全面”的新形勢,也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只有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高考改革,進一步取消體制內外各種“雙軌制”,進一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等,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和規則,才能讓每個人都有更公平的起點、更公平的機會。

在爬坡過坎、闖關奪隘的改革攻堅期,讓公平正義像陽光一樣普照每一個人,是增加民眾獲得感,提升公眾對改革的認同度和參與度的關鍵,也是落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部署的關鍵。牢記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更全面的公平正義觀貫穿于生產生活的各項改革中,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才能真正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姚明很高，2.26米的身高，在20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中，或行或坐都非常出眾，即便是在明星委員中也很搶眼。但是，在今年兩會上，姚明再度引發關注，除了身高和明星身份外，還有他的履職成果。在政協首場的新聞發布會上，他的“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建議，作為履職的典型案例受到了表揚，為明星委員參政議政樹立了標桿。

“努力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這是俞正聲主席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的一句話，引發熱議。可以視為一種希望要求，也可以視為言有所指。比如過去過多地聚焦明星化政協委員、明星化政協會議，就多少拉開了政協與群眾的距離。

怎樣努力才能讓群眾感到政協離　自己很近？可以從姚明的個案得到啟示。

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委員的努力是嚴格要求自己。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而委員又是由界別產生，是界別中的優秀代表。作為界別代言人，委員是榮譽，更有責任。委員是通過話語權、影響力來履職的。要想所說的話語有影響力、所提的建議切實可行，跨界的話不是不可以說，但首先鼓勵反映界別的聲音，專業的人說專業的話可能更順乎民意、合乎實際。姚明提出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提案，正是從自身的經歷、從專業的角度，敏銳察覺到了賽事審批的弊端，提出了切中要害的建議。每逢兩會，社會上總是期待有好聲音，如果委員們都能立足界別、各自從行業、專業角度更多地思考問題，提交提案，那么，代表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別的委員匯聚一堂，發出的聲音就會異彩紛呈，正所謂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即便代表界別也需要更多地接地氣。每年兩會，委員們是帶著建議和提案上兩會；群眾是帶著期望和問題看兩會。在互聯網技術發達的今天，委員的所議之事，所提之策，群眾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所提主張切中下懷，就被點贊；一旦出現雷人提案，即遭吐槽。兩會不是秀場，不能靠明星光環去搶鏡頭，而是要以敢言善言、真知灼見去吸引人。姚明今年為準備推廣專項體育課的提案，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調研走訪。由此可見，提案有高度，必須接地氣。不論是宏大敘事還是反映身邊事，都應以民生為履職的出發點。只有以群眾期盼為念、以傾聽群眾意愿為心，只有源于調研的深入、發自內心的觸動，才能在熟悉的地方發現風景，才能將群眾的心聲轉化為兩會的聲音，才會有反響、振奮人心，讓群眾獲得更多的滿足感。

當然，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媒體也有責任。政協匯聚一大批社會賢達、各界名流，熱衷報道他們沒有錯，但不是追星，而是應當去明星化。誠如今年兩會關注姚明不再只是他的海拔，曾經叱咤CBA和NBA多年的超級球星，而是他提案的高度。（福建日報）

【改革從來都是克服障礙的過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結果。讓公眾看到動態調節個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個稅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的努力，才是對個稅改革呼聲最好的回復。】

今年兩會，個稅改革再成熱點。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個稅起征點應調高到5000元、6000元、8000元－10000元。網友對個稅改革話題也高度關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也表示，個稅面臨稅制不合理的問題，但簡單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不公平，改稅制是個稅改革治本之方。這是樓繼偉連續第二年在兩會表達這一看法。

個稅改革并非沒有思路。全國政協委員賈康認為，在個稅已經邊緣化的情況下，簡單提高起征點沒有空間。應該走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道路，突出綜合的特征。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起，都覆蓋進入超額累進機制中去。個稅覆蓋所有收入，才能體現公平。這與樓繼偉改稅制的看法一致。

既然有明確思路，就應該加快推進。在企業和中間階層已經承擔剛性而且過重的社會保障負擔的情況下，繼續實施現行分類個稅征收稅制顯然不合理。年年有代表委員在兩會呼吁提高個稅起征點，盡管辦法或許確實“過于簡單”，但無疑表達了尋求個稅改革突破的期待。對于這種期待，不能僅以專業化角度論證其不合理，然后繼續“述而不作”。

以改稅制為切入口改個稅，為什么遲遲推進不了？應當說，目前存在不少制約。推行綜合稅制，需要對征稅體系進行必要的優化。同時，必須建立統一的數據平臺，以此確定征收個稅的范圍，根據實際收入水平確定適合征收的綜合稅率。在能夠掌握并跟蹤納稅人真實收入水平后，再設置延遲征稅的辦法，確定什么情況下可以免除稅收，什么情況下抵扣稅款。當下，個稅納稅人的征信平臺尚未建立起來，除工資性收入外，其他收入無法掌握，而且越是高收入群體，非工資性收入越難掌握，避繳個稅的手段越多。因此，貿然啟動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稅稅制改革，很可能產生稅收流失和新的不公平。

但是，這不是可以遲滯個稅改革的理由。個稅改革不能年年成為熱議話題，卻總是難以推進。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客觀原因制約，都應該加以研究，擺脫束縛。改革從來都是克服障礙的過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結果。因此，對于個稅改革，一方面應該對代表委員們的呼吁認真研究，告知為什么不能簡單行事，如何才合情合理，有無適度調高起征點的空間；另一方面，財政部門需以更積極的態度，與銀行等相關部門積極推動成立收入信息平臺，為個稅稅制改革創造條件。

讓公眾看到動態調節個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個稅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的努力，才是對個稅改革呼聲最好的回復。

【是不是“90%藥品有50%的降價空間”還可以考證，但藥價虛高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期待兩價掛鉤能讓藥品真正回歸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

“90%以上的藥品都有降價空間，價格砍掉50%，一點問題都沒有。”在廣西代表團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花紅藥業董事長韋飛燕一語驚人。據新華社報道，當前，一些抗生素新藥、抗癌類藥品價格虛高的現象普遍存在。

是不是“90%藥品有50%的降價空間”還可以考證，但藥價虛高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有兩個數字可以佐證，一個是發達國家的藥品費用占醫療總費用10%到20%，而我國占到了40%以上；二是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大陸同樣的藥品平均價格要高于香港和臺灣。

藥價高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一些藥廠也是受害者。這就是韋飛燕愿意“自揭家丑”的原因。

長期以來，隨著以藥養醫機制的固化，我國藥品流通和使用環節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鏈條，這個利益群體控制著藥品包括耗材的流通環節和渠道。一方面我們藥廠之間的競爭已經比較激烈，藥品的出廠價比較接近合理水平，但是這個接近合理水平的出廠價，經過層層轉手，到了醫院和患者手里，就會漲上幾倍甚至十幾倍。這里面的差價，一部分進入醫院和醫生手里，一部分進入藥品的流通環節，包括各個環節的流通商，以及一些承包醫院的藥房手里，其中不免出現各種各樣的腐敗。這也是公立醫院改革難以推進和深化的癥結。

最近，國務院出臺了新的公立醫院藥品招標采購辦法，要求直接招生產企業，招采合一，量價掛鉤，全程監督。也就是說，政府直接面向生產企業招標，繞過層層流通環節，并且以一個省份的用藥量，同企業進行談判，以便合格的企業可以擴大規模，薄利多銷，做到真正把藥價壓下來，同時還能夠治理藥品流通環節中各種灰色利益。期待兩價掛鉤能讓藥品真正回歸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讓醫務人員真正回歸到白衣天使的地位而不是賣藥的商人。

當然，新的招標辦法也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對于現在的這些醫藥代表和藥品流通企業，要為他們找出路，讓他們進入電子商務等規范的藥品流通和采購平臺，回歸合理利潤水平。

【10年之后，專項檢察再次啟動，還查出了不少問題。這恰恰給當下的專項檢察活動提了個醒：作為專項活動，有起止時間；作為執行檢察，卻應該常態化持續。】

最高人民檢察院9日透露，2014年3月至12月最高檢在全國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檢察活動，嚴查“花錢買刑”“以權贖身”，促進刑罰依法正確執行，共立案查辦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相關職務犯罪案件213件252人。

針對執行腐敗所開展的專項檢察成果頗豐，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曾聯合公安部、司法部開展過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專項檢察。該專項活動的目的也正是為“清理糾正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工作中存在的違法問題，保障刑罰的依法正確執行”而展開的。

10年之后，專項檢察再次啟動，還查出了不少問題，說明當年的專項活動只收到了一時之功。執行腐敗打而不死、死而不僵，連“花錢買刑”“以權贖身”“提錢出獄”等橋段，也都似舊劇重映。這恰恰給當下的專項檢察活動提了個醒：作為專項活動，有起止時間；作為執行檢察，卻應該常態化持續。執行腐敗由于處于刑事司法鏈條的最末端，往往因過于隱秘，而較少受到關注。一旦案發，對社會公正的沖擊又特別大。司法權威不彰、公信不立，在很大程度上就緣于刑罰執行腐敗的泛濫。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專項檢察活動所公布的數據，與以往更強調清理數和糾錯數有較大不同，而是直接給出了刑罰執行腐敗案件的查處數。對執行腐敗行為進行清理，對錯誤執行進行糾正，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對涉案司法官員的依法處置，刑罰執行專項檢察活動就會成為“割韭菜”，割了一茬又會長出一茬。

對于刑罰執行腐敗，一方面，要“發現一起，糾正一起”，另一方面，也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下也沒有白給的違法減刑、違法假釋或違法暫予監外執行。在這些違法的刑罰執行背后，總有或大或小的司法腐敗案件等待檢方主動介入。

這次專項檢察活動期間，共發現違法案件線索850條，其中“群眾舉報202條，自行發現585條，其他途徑來源63條”，檢方自行發現的占了絕大多數。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展示了反腐部門的主動性。

反腐本就是依職權司法行為，檢方查辦腐敗案件當然要歡迎群眾舉報，但也要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和發現機制。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反腐的常態化。反腐實現了常態化，專項活動也就不會再喧賓奪主、掠人眼球了。

近日國家領導人參加“兩會”一些團組討論，都是直奔主題而去。習近平參加吉林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了一連串問題；李克強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預算報告時打斷代表發言，提出“我們來互動”；王岐山在海南代表團“插話”說：少說點成績多談點問題。

準備好的發言稿被打斷，臨時提出了問題，當面要作答，一些代表們措手不及。面對國家領導人參加會議，不念稿子，省略禮儀性發言，或許會有些不適應，但其實不必如此。國家領導人參加討論，同樣以代表身份出席，和大家一樣是履行參政議政職責，會議之上，大家以尊重和平等姿態對話，無需緊張。

近年來，“兩會”等場合，國家領導人均有務實表現。一些繁文縟節被主動省去，發言稿普遍不受歡迎，政治新風向各個場合傳遞。“兩會”的流程一年比一年縮減，議事安排更緊湊，禮儀待遇更樸實，會議新風越來越明顯。總之，丟掉傳統的政治客套，務求集中一切資源服務于務實議事。

國家領導人直奔主題而去，體現著關注地方發展的急切心情，代表、委員肩負各地與各行各業重托，同樣可以問計國家高層，在領導人面前理直氣壯的對話，沒有什么不可以。“兩會”正是如此政治平臺，各路精英匯集此處，國家上下在此通話，每一次發言，既是難得機會，也是萬千利益系于一分一秒。

“兩會”集納天下大事，討論的都是關乎國家進程、公眾利益的話題，任務繁重得很。會議為期兩周，嚴格來說時間比較緊迫。議事程序既定，每一個環節有具體工作，沒辦法稍作懈怠。一年一次的機會，把準備已久的提案帶上“兩會”舞臺，立志推動國家決策，其實需要耗費太多的心力。念稿子，將成為一件極其奢侈的事情。

今天的中國政治場合，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已經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氣氛。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國家發展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漸次清晰，有太多的議題需要遴選、匯集和討論，需要凝聚舉國能量共同推動消化解決。虛頭巴腦的議事既是陳舊式，也顯得不合時宜，甚至會讓人感到惱火。如果腦袋里還裝著禮節化、程式化的一套陳舊模式，就要被逼著去轉變觀念。

中國人印象中的會議文化，也由此慢慢發生改變。如何開會，曾是輿論反復討論的話題。議事規則曾作為舶來品推介，被當作一個高深學問。其實有真正的問題要解決，會議就能高效運轉。問題越真實，越是普遍關心，就越能驅動討論和決策，會議程序、議事規則就能科學演進。

“兩會”議程注定會更加緊湊，氣氛會更加緊張。國家大變動調整時期，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問題匯總到政治前臺，容不得溫文爾雅、一團和氣的討論，爭分奪秒的發言將成為代表、委員必修課。

參加一個聚會，有官員，有代表委員，還有媒體人。會后邀請方請大家吃飯，很簡單的家常菜，問喝啥酒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別喝了”。結賬時，幾個代表委員都要求AA制。一個人大代表說：代表團對吃飯有嚴格的規定，絕不允許接受吃請，他是開完會后請假出來的。另一個官員則說：八項規定后，已經習慣AA制了，哪一次沒AA就覺得很不安。

這個細節，讓人看到了八項規定對觀念和作風的改變，并感到它們已經深入到兩會會風中。

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廣西代表團審議，一段故事廣為流傳。有代表從大會餐桌變化談到更加自覺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說以前不少代表都不在駐地吃晚餐，現在基本都不出去吃飯了，自助餐盤子也都見底了。總書記幽默地說，看來肚子里油水少了。這些細節體現的也是會風。連外媒都驚嘆，代表委員喝瓶礦泉水，都得自己花錢買。

這個問題上，隨時盯著代表委員的記者可能更有發言權。一個記者說，往年的政協小組會上，如果記者想采訪哪名委員，只需要走到他身邊邀請，不管是否在開會，委員一般都會同意離席，到會場外接受采訪。但今年卻有了變化。記者數次在小組會進行中邀請委員，大多時候都被婉拒：“等散會后再接受采訪。”記者感慨，“場內開小會，場外開大會”的現象，今年有了很大改變。

從代表委員的衣著也能看出變化。往年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奢華的裝飾打扮曾引起公眾的不滿，這個名牌皮帶，那個限量版包包，今年這些已差不多絕跡了，估計是擔心自己身上的珠光寶氣與沒有了紅地毯、精美插花、豪華宴會的節儉會議氛圍格格不入。

兩會是中國的政治盛會，媒體云集讓兩會越來越透明，會風的小細節更容易被媒體抓捕到，對兩會充滿期待的民眾也習慣從一些看得見的會風中觀察代表委員。如果小組討論會上很多座位都空著，如果代表委員出入豪華酒店大吃大喝，如果審議討論時沒有真知灼見，民眾怎么會相信他們能夠真正履行好監督和審議的職責，不負民眾所托？八項規定對中國社會的風氣——尤其對官場風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當然會反映在兩會上，過去那些讓民眾反感的兩會壞風氣越來越少了，而被很多新習慣新觀念所代替。但愿這種改變不止停留于表面，更植根于代表委員的內心，植根于兩會制度。

兩會分組討論階段，參會的代表委員難免以本省、本地舉例。自己家鄉、工作地方的“家丑”，代表委員該不該涉及？他們給出的一致回答是：要說，而且要徹徹底底地說。比如，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代表團開放日里，談到了好幾起省內腐敗案例；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也介紹，省內海洋、漁業、國土、衛生系統等都出現比較嚴重的腐敗問題；臨沂市長張術平主動談起被環保部約談一事，強調要做好工業污染治理。

“越是自己主管或熟悉的領域，越是要坦誠面對，如此才能最大化地發揮代表的作用。”有媒體評論說，人大代表的眼里就不應該有“家丑”。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他們的身份關鍵在“全國”二字。在召開全國兩會的時候，替家鄉護短，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還顯得失職。相反，拿出家里的負面例子來討論，自己更具有發言權，也能夠以此說明全國性的問題。

在兩會期間，特別關心本省、本領域的發展，說的都是跟自己工作相關的事，也絲毫不奇怪。以復雜的國情而言，那么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能夠把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國情說明白，就不錯了。如果是某領域的專家、某項業務的主官，更了解相關業務的情況；如果是某地的主要領導，那當然了解本地情形多一些。既然如此，在說自家事時，就更加不能有所保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句老話放在如今依然適用。

在討論家丑的過程中，有些代表委員可能自己還兼具官員身份，這就需要自我批評的氣魄。既然來到了兩會會場，第一身份就是代表委員，把代表委員該做的監督職責做好，是份內事。

用好監督權，一是有能力提出問題，二是敢于把問題公開說出來，其中可能有自身利益糾葛，可能還會讓相關人士感到刺耳，這也考驗著代表的素質與智慧。

來自重慶的全國人大代表唐林說，監督并不是一種簡單的主被動關系行為，其實更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溝通互動方式。兩會間的自揭家丑現象，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溝通方式。首先它是人大代表團、政協界別內部的溝通，相關代表委員有機會對同一個問題展開討論或形成共識。其次它也可以促成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廣泛溝通，可以避免問題演化為一個地區、一個領域的內部毒瘤。

“現在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這么說本省的“塌方式”腐敗。腐敗之所以能夠構成塌方，顯然是一步一步聚集而成的，再追問一下，也就是在這個較長期積聚的過程中，缺乏有力的監督造成的。腐敗源于內部，天然地具有封閉性，無疑需要有自揭家丑的人站出來。很多其他領域的問題也一樣，提前揭露，問題才不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兩會期間，自揭家丑應該是一種尋常的聲音。我們期待每一個代表都扮演好自己的監督角色。

全國人大代表、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校長李光宇在談及高考錄取，特別是重點大學的錄取比例時說，重點大學，特別是“985”高校、“211”高校，對河南投放的指標太少。他強烈呼吁重點高校增加對中西部地區人口大省的招生指標，按各省考生人數比例分配錄取名額，對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更公平。（3月9日《鄭州晚報》）

推進高考公平須改革錄取制度

【只有取消分省計劃，實行重點大學不分區域面向全國的自主招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高考錄取按各省人數分配名額這一提議，早在10年前，就曾被熱議。2006年，中國政法大學也曾按照這一方法，分配錄取名額，但是，其他985、211院校并沒有跟進。按照學生人頭分配名額的方式，很簡單直接，但真要執行，卻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

一是錄取名額多的發達地區并不同意。二是各地的教育質量差距大，按人頭分配，忽視了各地的教育質量差異以及生源個體差異，如果這種名額分配方式實施，會出現從教育發達地區，到教育不發達地區的高考移民，另外，高校也難以根據生源質量，自主調節在不同地區的招生名額。

問題出在我國高考實行的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上，如果這一制度一直存在，那么，怎樣分配高校錄取名額，就一直是一個問題。目前的分配方式不公平，按照考生人口比例分配也會有新的問題。只有打破這一錄取制度，取消分省計劃，實行全國重點大學不分區域，面向全國的自主招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我國學生申請美國的大學，會分戶籍嗎？沒有，所有中國學生申請國外大學，都用統一測試成績（TOEFL、SAT或雅思）和自己的學業成績去申請，大學結合學生的統一測試成績、學業表現和大學的考察進行錄取，在錄取時，會考慮地區和家庭因素。那么，我國高考為何不能采取這一方式呢？為何一定要堅持分省計劃，以及與之對應的按戶籍報名制度呢？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政府近年來也在調整各省的高考錄取指標，盡力縮小各地的錄取率差異，但是，由于這是基于目前錄取制度基礎上的調整，因此，只能有限縮小差距——在總體錄取率（包括三本、高職院校）方面，各地的錄取率在縮小，但在重點大學的錄取機會上，卻相差很遠。因此，要推進高考公平，必須從根本上對高考錄取制度進行改革。

□蔣理（教育學者）

教育資源分配糾偏不能單靠“計劃”

【通過爭奪指標來實現資源攏聚，依然有著計劃的烙印。】

這不禁讓人想起此前那位人稱最執著的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也是用八次提案的形式表達對河南教育不公平的呼聲。從現實數量來看，河南有本科類公辦高校30多所，民辦高校10多所，加上專科學校，就是100多所高校。但河南一億人口只有一所“211”。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橫向比較，河南考生所面臨的教育不公平，可謂是清晰可見。而作為以教育投資為主業的李光宇代表，有此番言詞懇切的“呼喊”，無論是基于其產業的考量，還是作為履職的發聲，都值得點贊。

得看到，通過爭奪指標來實現資源攏聚，這依然有著計劃時代的深刻烙印，而以人口基數來分配，恐怕也并非科學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而無論是從廣義上的公平，還是從教育規律來說，高考高招的錄取改革，應該有系統化的思路。

說到底，停留在個案式解決邏輯，盡管對應的是當下教育資源分配模式，卻并不能真正改變弊病叢生的高考高招，自然也就不是著眼于“教育公平”的訴求。也只有在“教育部直屬”、“中央財政支持”上得到突破，才能實現教育資源的格外“照顧”。在這種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的大環境下，希望錄取名額實現整體公平只能是奢望。

于此而言，要實現教育公平，顯然不是一次或者多次提案所能解決的，還是需要在深度改革上下工夫，讓教育資源分配不再沿循著計劃時代的思路，能從整體公平設計上著手，祛除教育資源分配中的地緣因素。

□高亞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