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新京報》刊文說：有的媒體針對“部長通道”曾經發過評論，認為部長們走“部長通道”，容易偏離群眾路線，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我看后認為，該文有可能是針對我昨天發表的《走“部長通道”莫要偏離了群眾路線》一文。作者是全國人大內司委的工作人員，他們在服務會議的同時，還注重傾聽并及時回應地方對兩會的關切，這與兩會本身的宗旨非常切合，值得點贊。

文章披露，從去年起，兩會新聞中心對“部長通道”的采訪進行了改革，為引導列席會議的部長們接受采訪作了精心安排，較好地滿足了部長們借媒體發聲，和媒體借兩會期間采訪到部長的愿望，特別是對一些重要訊息的傳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謂“部長通道”，原來是包括2000多政協委員在內的所有列席人員通道，因部長們與記者們碰撞的火花格外耀眼，“部長通道”正是媒體命名的，這的確消除了我等對“部長通道”的一些誤解。雖然本人的文章并沒將其上升到“特權”的高度，倒是受這句話啟發，發現除了“干部食堂”和“干部病房”外，現實中很多官員的“專用通道”，與其說是別人叫出來的，不如說是官員自己走出來的。

例如：鄉鎮干部變成“走讀干部”，官員成為商人的“掮客”，領導人變成“裸官”，干部聯系群眾淪為“作秀”，干部教育奢侈成“學術鍍金”，等等。每一種情況，其前生無一不是組織像大會新聞中心一樣，為官員鋪就的一條冠冕堂皇的正道，但后來還是有好多官員走歪了，走進了死胡同。這應了魯迅一句話：“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所以，我堅持兩會要特別注重部長們走“群眾路線”。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委員比起媒體來說，見到部長們的機會更少更難，希望會議有更多利于官民互動的措施，除了安排部長們與代表委員在任何一個門同進同出，是不是也可以為代表委員開辟與部長們在會下非正式接觸的區域呢？但愿已經有這樣的舉措，只是沒有報道出來。

前幾年，基層參加全國兩會的人大代表，在與會間隙屁顛屁顛地到中央部委求見部長，官員與人民代表都“錯位”，還自以為得意，類似報道成為笑料。即使今年，也還存在著真正來自基層的代表委員發聲機會少，有人呼吁兩會注重打撈沉沒的聲音。這說明，如果大會忽略了部長們與基層代表委員同處的引導與安排，部長們是有可能偏離群眾路線的。當然，心中真有群眾的部長，他們聯系代表委員也不會拘泥于某種特定的形式。

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眼下將要閉幕，委員也結束了為期11天的會期。對于第一次上政協會的我來說，委員們在會場上討論的熱烈場面，多少改變了我對政協會場的“錯覺”。

8日，前NBA球星姚明接受我的專訪，被問到討論預算報告是否吃力時，姚明稍作思考，認真地告訴我，針對宏觀經濟的討論，對于體育界的委員來說是有點累，但委員們也在逐漸發展。他說，可能十幾年前的體育界委員，討論的更多是怎么搞競技體育，怎么拿金牌，如今，委員們在會場里，已經是討論如何搞體育產業了。

9日，委員討論立法法修正案，這對于文藝界的委員們來說，似乎并不“娛樂”。在其中一個小組，很多明星委員都對修正案中增刪的細節發表著自己的看法，在某一時刻，我甚至產生了“是不是進錯了會場”的錯覺。

與委員們認真履職相呼應的，是會場工作人員的認真負責。在醫衛界別，先后發言的委員多達20余人，對于從未跑過醫療衛生口的我來說，這么多張陌生的面孔頻繁出現，相當“恐怖”——我要記下每一位發言委員的名字和身份。于是只好求助現場記錄的小組秘書，秘書每次耐心地解答讓我十分感激。

而在我憑借過去媒體報道形成的印象中，往年的政協小組討論會等場合，總會傳出各種娛樂噱頭，甚至經常蓋過國計民生議題本身。而在今年，這種娛樂味卻很淡，呈現在委員討論中的，更多的是認真討論與交鋒的氛圍；就連私下，很多委員們也對工作人員、記者“追星”的訴求有意識地抗拒。

娛樂味轉淡了，與之對應的，是委員們履職態度的轉變。很多委員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能“不避家丑”、針砭問題，并提出更具分量的建言。可以想見，“干貨”多了，建言的分量勢必更足，也更能對接民眾期許。

姚明很高，2.26米的身高，在20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中很搶眼。在今年兩會上，姚明再度引發關注，除了身高和明星身份外，還有他的履職成果。在政協首場新聞發布會上，他的“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建議，作為履職的典型案例受到表揚。

“努力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這是俞正聲主席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的一句話，可以視為一種希望要求，也可以視為言有所指。怎樣努力才能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可以從姚明的個案得到啟示。

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而委員又是由界別產生，是界別中的優秀代表。作為界別代言人，委員是榮譽更有責任。委員是通過話語權、影響力來履職的，要想所說的話語有影響、所提的建議切實可行，專業的人說專業的話可能更順乎民意、合乎實際。姚明能夠提出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提案，正是從自身的經歷、從專業的角度，敏銳地察覺到了賽事審批的弊端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建議。每逢兩會，社會上總是期待有好聲音，如果委員們都能立足界別，各自從行業、專業角度更多地思考問題，提交提案，那么，代表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的委員會聚一堂，發出的聲音就會異彩紛呈，正所謂“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每年兩會，委員們是帶著建議和提案上兩會；群眾是帶著希望和問題看兩會。在互聯網技術發達的今天，委員的所議之事，所提之策，群眾都看在眼里，心有明鏡。姚明為準備推廣專項體育課的提案，花費了兩個多月調研走訪。由此可見，提案有高度，必須接地氣。不論是宏大敘事還是反映身邊事，都應以民生為履職的出發點。只有以群眾期盼為念、以傾聽群眾意愿為心，只有源于調研的深入、發自內心的觸動，才能在熟悉的地方發現風景，才能將群眾的心聲轉化為兩會的聲音，讓群眾獲得更多的獲得感。

當然，讓群眾感到政協離自己很近，媒體也需要正確的輿論引導。誠如今年兩會，關注姚明不再是他的“海拔”和曾經叱咤CBA、NBA多年的經歷，而是他提案的高度。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文化產業商會副會長陳建國在“兩會”期間表示，社會組織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應得到進一步重視，其在構建一個社會協調、公民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中起著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具有民間性和非營利性的特點。前者使得其具有基層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后者使得其具有利他性和公共性的特征。正是這些基本特征讓社會組織能夠發揮政府和市場無法替代的作用。

應該說，20世紀后半葉，社會組織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是因為東西方各國在社會治理中，遇到了問題，要么是“政府失靈”，要么是“市場失靈”。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社會組織迅速興起，參與公共事務，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和極大的影響。我國的社會組織興起和發展，既是順應了國際的大潮流，也與改革開放之后，政府職能轉變、市場經濟的培育和壯大等國情息息相關。

顯而易見，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從事公共管理，是因為能夠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社會的運轉需要成本，事實已證明，由政府對所有社會事務大抱大攬，是成本最高的方式。因為這會造成了社會經濟缺乏活力和效率，并容易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而由市場配置資源，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問題是，市場總會把資源配置到那些能夠使得資本利潤最大化的領域，導致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匱乏或者價格昂貴，這與公眾利益并不完全契合。

相比之下，社會組織更具備“小、快、靈”的特點，社會組織的成立，一般是針對某一具體事務（這些事務往往是公眾需要，但政府暫時無法提供而市場不愿意提供的），因而更具有專業性、針對性以及靈活性，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效率。而社會組織更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的特點，因此能夠極大地降低成本，從而令公眾享受到價格合理的服務。事實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社會組織作用和影響擴大日益擴大的回應。因為國家治理，本身就意味著要充分調動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各種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其中當然包括社會組織。

但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在實踐中似乎頗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以前社會組織成立和運行，必須掛靠一個主管部門，自己找一個“婆婆”。后來為了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取消了這一規定，設立民間組織管理部門專門負責。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原先的“舊婆婆”并沒有完全退出，卻又增加了民間組織管理局這個新“婆婆”，在兩個“婆婆”的“雙重領導”下，社會組織的成立和運行依然不易，存在諸多不順暢之處。社會組織為國家治理要做出更多的貢獻，路還很長。

最后需強調的是，有少數社會組織，是看中了國家對于社會組織的某些優惠政策，圖謀借這些政策牟利，以社會組織之名，謀營利性企業之實。這在敗壞社會組織的聲譽，也給予那些對社會組織懷有偏見的人以口實，從而阻礙社會組織的發展。因此，對于社會組織的監管以及社會組織的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從3月11日中青報兩篇評論文章中獲悉，北京的全國兩會，人民大會堂北門通道有了專門名詞——部長通道。除了主會場會議和進入媒體視野的團組討論，這里可能是兩會傳出有份量消息最多的地方。雖然“部長通道”是官媒互動產生新聞的“熱地”，但要提醒一句，部長們走專用通道，莫偏離了群眾路線。

雖然媒體也是代表人民在這里監督、質詢和問訊，但兩會的主體畢竟不是媒體機構，不是記者，而是代表委員。況且媒體本身因追逐熱點，容易扎堆造成冷熱不均。安監局長在部長通道被冷落，只說明有些部門此時不被媒體所關注，但如果你走進代表委員群體，不一定是這樣。傾聽百姓聲音，把心交給群眾，部長們有必要更接近代表委員。

我們希望看到，政府官員與代表委員不拘一格地交流與互動，除了大會，不分會場內外，不限規定時間，不講究表達形式，包括爭吵。如果說這是代表委員的一種待遇，不如說應該是官員聯系代表委員的一種最自然狀態。可惜，這個機會更多地給了記者，而代表委員享受的，還是中規中矩的文字報告，和準備得四平八穩的會場發言。

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難，不給部長們設立進入會場的專用通道，讓他們和代表委員們一樣，在任意一個通道同進同出，那么，官方的消息，就不一定要通過中介，再轉到代表委員這里了。媒體作為官民互動的第三方，再報道出來，那效果豈不更有立體感。當然，如果有官員很在乎自己的出鏡或話語的影響力，走“部長通道”也許是條捷徑。?

去年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有地方撤銷領導干部專用食堂，領導和群眾自然就圍到一個桌子上了。如果哪里為領導劃定“專用通道”之類的地盤，那么知趣的群眾就會避而遠之，你想要群眾配合你擺個姿勢都難。當然，等到你觸犯了群眾的切身利益，到了群眾忍無可忍之時，上訪、堵門和攔車，你想“脫離群眾”也不容易了。

開全國兩會，最重要的是共商國是、參政議政的效率與質量，表現媒體的力量，或鍛煉官員的媒體素養，這樣的附加值都在其下。如果會議方太在意“部長通道”的吸媒和聚焦效果，官員們應對媒體能力是提高了，但他們的群眾觀點可能就被削弱，而代表委員的議政素養有可能在新聞轟動中被弱化。

我們需要標志中國兩會自信、開放、透明的“部長通道”，更需要部長們象種子撒進地里一樣，融入代表委員之中。有論者說得好，實體的“部長通道”終究只有這么長，還是要會場外多一點“部長通道”。進一步說，部長們平時要把時間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基層和一線，才是根本之道。

“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存在結構嚴重失衡，身份失真等問題嚴重，真正來自基層的農民和工人的代表少。有的企業負責人占了一半以上的數量。”全國人大代表、中組部副部長王爾乘在北京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直言，出現上述問題，原因是一些地方黨組織沒有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對代表的選舉工作重視不夠，相關的工作部門存在失職行為。（3月11日 人民網）

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參政議政、共商國事的平臺，按理說應該是各種聲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然而，在每天的媒體報道中，卻充滿了企業家、明星、官員代表的“陽春白雪”，很少能聽到平民代表的聲音。誠然，聽不到來自基層的聲音，固然有媒體報道視角的問題。但真正農民、工人出身的委員，比例相對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基層代表名額相對不足是個老問題。近些年，相關部門也一直在采取措施，切實增加來自基層的名額。比如，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原則，增加來自農村的代表數量；切實增加工人、農民工代表的比例。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中，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401名，占代表總數的13．42％，比十一屆提高了5．18個百分點。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中央一再強調代表基層導向的同時，一些地方卻打起了“擦邊球”。讓企業家、明星以工人、農民身份當選，導致部分地區基層代表名額被企業家占了一半以上。這也導致，基層代表的賬面數量在增加，但真實數量卻在萎靡；部分農民代表沒有提交農村題材的議案，反而大談給企業減稅、文藝反腐、簡政放權。

3月10日，新科中國首富李河君的一場發言，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指出，他的發言中提到的，薄膜電池與移動能源有為自己公司做廣告的嫌疑。可能李河君的發言只是無心之失，但這也說明一個問題，代表們一定會在潛意識中，為自己的階層代言。因此，基層代表“被代表”，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來自企業家、明星、官員的聲音，而讓真正來自基層的聲音沉默。最終干擾政府的判斷，影響政府的施政，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打撈基層的聲音，需先擠掉代表的“水分”。明年地方人大換屆工作將陸續展開，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做到“打鐵自身硬”，不能把人大代表當成榮譽性安排，為某些人量身定做代表資格。另一方面，組織、紀檢、人大等部門要周密組織、嚴守程序、嚴格監督，決不讓拉票賄選、篡改身份的代表闖關成功。唯有如此，才能讓基層代表不再是“花瓶”，在兩會上唱響基層“好聲音”。

各級政府應盡快建立教育財政預算決算終端公開制度,使教育財政資金流向可追查、可監督、可考核、可問責。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的這番話,喊出了讓教育預算在陽光下運行的呼聲,也說出了包括教育在內的所有“公共賬本”進一步公開透明的公眾心愿。

2014年,國家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新預算法也已付諸實施。在此語境下,教育投入已成各級政府財政投入的最大領域。然而,張志勇等代表委員們仍然發現,中央和省級財政下達的教育經費有被挪用的情況。為此,張志勇等代表和委員提出:解決之道是盡快出臺和實施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預算決算公開辦法,建立國家教育財政預算決算公開信息化平臺,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建立教育財政預算決算終端公開制度。

所謂終端公開,打個比方,一筆用于農村薄弱學校改造的經費層層撥付下來,公眾可以在未來的國家或地方的教育財政預算決算公開信息化平臺上查到最終使用這筆錢的每個學校,甚至查到每個學校使用這筆錢修繕了多少平米校舍、買了什么設備。經費使用公布到最終使用者,才能使教育財政資金流向可追查、可監督、可考核、可問責。

當然,教育財政預算決算的公開要復雜得多,預算決算編制說明了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等方面也應當公開,納入各級政府財政預算決算的教育經費要公開到本級政府的所有教育支出項目。一級地方政府用多少錢辦教育?教育投入占本級財政多少,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多少?教育財政總投入中用于各級各類教育的經費所占比例是多少?教師工資待遇多少錢?學生公用經費多少錢?新建學校多少錢?教育設施配備更新多少錢?公開越細越有利于監督。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實行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門預決算都要公開,全面接受社會監督。所以不光教育應當建立財政預算決算終端公開制度,其他“公共賬本”也應當用終端公開的制度展示出來。

這意味著具體掌握這項“實權”的某些官員不像過去那樣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了,更不可能“自由地”把本來用于薄弱學校改造的錢用于發工資了。然而某些人的“不自由”正是廣大公眾期盼、黨中央一再推動的事情:打造陽光財政,讓群眾看明白、能監督。

曾有評論說,“全國兩會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聞發布會。”誠然,因其在國家治理中無須多言的重要地位,每年的全國兩會都當之無愧地成為“新聞盛宴”。為做好會場內外溝通的橋梁,各家媒體無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力圖向外界傳達出更準確的兩會動向和更豐富的兩會細節。“部長通道”之所以受到熱捧,原因也在于此。

不過,據報道,今年在“部長通道”上“你跑我追”“生拉硬拽”式的“追訪”少多了。除了秩序方面的原因外,“追訪”減少也從側面反映出,面對媒體的“新聞焦渴”和普通公眾的熱切期待,現在的兩會已經越加開誠布公和自信。梳理今年兩會新聞不難發現,與“追訪”變少相比,職能部門和代表委員對熱點問題的回應數量和質量有了值得點贊的提升——這種提升,并不取決于有沒有“拽”到部長,而是得益于“新聞出口”的擴容。

在組織工作上,大會新聞中心為“新聞出口”擴容發揮了關鍵作用。具體到人大而言,多年來,兩會期間的部長記者發布會早已成為職能部門負責人與媒體交流的固定機會。今年人大就針對熱門話題準備了15場記者會,邀請財政部、科技部、環保部等熱點部門負責人參加。除了部長,3月10日,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等五個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也與中外記者見面。這是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第一次集體從“幕后”走向“臺前”回應社會關切。而在“部長通道”現場,大會新聞中心還利用多種手段,協調部長分時間進入大會堂,而且鼓勵部長主動接受采訪。組織工作更加開放和有序,讓“新聞出口”擴容有了組織保障。

部長和代表委員面對鏡頭和話筒更加重視主動“發聲”而且言之有物,也為“新聞出口”擴容提供了“磚瓦”。比如,據報道,3月8日下午,經過“部長通道”時,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直接走到設在通道邊的發布臺,主動向記者澄清有關不動產登記證“使用期限”的質疑。“歡迎參加我的發布會”“歡迎記者敞開提問”,正逐漸成為職能部門負責人的“標配”。如果沒有人提問,還有部長感到“失落”,主動呼吁大家提問題。

深入到駐地和分組會場,在團組開放日成為常態的基礎上,還有代表團“臨時”加開記者會。據報道,3月10日上午的議程結束之后,內蒙古代表團專門留下8位全國人大代表與記者交流,其中1位是市委書記、6位是市長。面對呼格案、騰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房地產市場等熱點問題,留下來的幾位地方領導干部都不繞彎子、坦誠回答,令現場記者大呼“賺到”了。除了地方主政者,不少基層代表委員也主動與記者交流,把最鮮活的事例和聲音通過記者傳遞給公眾。

“新聞出口”的擴容,不僅讓記者“賺到”了,更讓公眾“獲得”了。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蓬勃發展,給公眾提供了更多“信息可能”。但“信息可能”的爆發,也讓公眾面臨更多的信息篩選難題,尤其是對含金量高的權威信息更加渴求。兩會“新聞出口”的擴容,為滿足公眾在兩會時間的“新聞焦渴”提供了新的通道,見證了國家信息公開和政治民主進程越發蹄疾步穩,而公眾也更期待擴容能進一步無縫對接到平時。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相關理念，經過今年兩會的洗禮，相信會變得愈加清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目前還處于醞釀階段，具體舉措預計將陸續出臺，相信“兩創”在帶給更多人致富機會的同時，也將讓更多人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創客”。什么是創客？這一提法透露出什么樣的改革和發展方向？昨天，一篇名為《創客李克強：創造一個讓人時時感到方便的政府》的文章，為有關問題提供了較為完整和權威的答案。

《創客李克強》昨天首先刊發在一家市場化的新聞類雜志網站上，之后中國政府網、新華網、中新網等重要網站均在顯要位置予以轉載。這篇文章較為特殊的傳播方式，并沒有影響其權威性，反而讓這篇長篇時政通訊因接“地氣”而顯得形式鮮活，增加了可讀性。這篇通訊以簡政放權為線索，梳理了李克強就任國務院總理兩年多來的施政過程。“創客”，是英文“Maker”的意譯，特指那些熱衷于利用新技術將創意轉變為現實產品的人。文章認為，李克強就像是一個“創客”，“上海自貿區”、“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等富有新意的改革舉措，都是政府改革的“產品”。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成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雙引擎”之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個重點概念，在政府未來施政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囿于篇幅原因，政府工作報告對有關概念的描述并不多，只是簡明地提到，“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個人和企業要勇于創業創新，全社會要厚植創業創新文化”，等等。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底有何深意，具有什么內涵？有關政策實現的路徑是什么？這些都是本次全國兩會會上會下討論的熱點問題。《創客李克強》全文8000多字，通篇閱讀后會發現，其主旨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關內容高度契合，再結合這篇文章出現的時間、方式，可知文章是政府工作報告部分核心內容的注解。因此，這篇文章透露出的改革定位、施政方向等信號，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文章認為，構建創業型社會與政府的正常關系至關重要。要想得到一個創業創新的社會氛圍，就必須“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過去兩年多國務院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改革，其重要目的就是要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建立創新型社會鋪路。這種表述也透露了未來的施政方向，為了保障社會的創新活力，簡政放權將會進行到底，某些貪戀手里那點小小權力的政府部門或官員，必須要放手、放權才行。

值得關注的是，這篇文章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作出了明確的改革定位——“30多年前，中國有很多人在改革開放政策激勵下，淘了第一桶金。現在我們正激勵大眾創造‘新的第一桶金’！”可以想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望被提升到類似當年改革開放那樣的政策高度。2014年是20多年來GDP增速最低的一年，但去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卻大幅超過了前一年，這種相對優質的GDP，無疑與“兩創”有著重要的因果關系。這一結果，也讓決策者對“兩創”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重拾30年前改革開放的雄風，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不利局面下，帶領中國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相關理念，經過今年兩會的洗禮，相信會變得愈加清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目前還處于醞釀階段，具體舉措預計將陸續出臺，相信“兩創”在帶給更多人致富機會的同時，也將讓更多人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

【嚴把選舉關，關鍵就是要明確底線的具體原則、可操作辦法，同時防止出現越位等現象。還必須看到，從制度設計上著手，監督的機制不能缺位，責任追究制度也必須坐實。】

每年全國兩會，近3000位全國人大代表齊集北京，為人民履職盡責。與此同時，我國五級人大代表共有267萬人，90％在鄉、縣級。明年，地方人大換屆工作將陸續展開，有人擔心，如果代表是通過不正當方式選舉出來的，那他還能為人民履好職盡好責嗎？還能擔當起應有的使命嗎？

如此擔心并非多余。在一些地方，已經發生過大面積的破壞選舉案。比如湖南衡陽。2013年，共56名當選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錢拉票行為，涉案金額人民幣1.1億余元，有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今年兩會上，張德江委員長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案件教訓十分深刻，必須引以為戒，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如何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源頭嚴把代表選舉關。10日，全國人大代表、中組部副部長王爾乘在北京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建議，要從嚴審定人大代表資格，從源頭把好代表選舉關，以保證人大代表質量，切實履行好職責，嚴控代表選舉工作中可能出現的貪腐行為。這一建議，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從一些案件看，存在諸如代表結構失衡、代表身份失真等問題，個別地方企業負責人占了提名代表總數近一半，基層工人農民代表難以得到提名。凡此種種表明，選舉的源頭必須清正。有效辦法就是加強領導和監管，嚴把提名關。

中央提出要切實加強黨對人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領導。如何領導？就是各級黨組織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擔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放任自流。選舉程序是否規范？制度是否完善？資格有沒有問題？是否存在榮譽性安排、搞利益交換等問題？政治素質、廉潔自律、作風形象怎樣？這些都需要有關組織、紀檢、人大部門積極介入，在位而不缺位，守位而不越位。如此才能把好關口，防止濫竽充數者、腐敗投機者蒙混過關。

要看到，介入不是亂干涉，嚴管不是包辦。嚴把人大代表選舉關，目的是把不合格的人剔除出去。守住了這個底線，人民想選誰，這是人民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涉。正因此，嚴把選舉關，關鍵就是要明確底線的具體原則、可操作辦法，同時防止出現越位等現象。

還必須看到，從制度設計上著手，監督的機制不能缺位。信任不能代替監督，某一級黨組織領導選舉工作，不等于不要對這一級黨組織的監督。讓監督如探照燈，才能防止任何人、任何組織搞不正當行為，行破壞選舉之實。同時，責任追究制度也必須坐實，不能光打雷不下雨。無嚴厲追責，制度就如同紙老虎，再怎么加強領導、嚴把關口都將無濟于事。如此，選舉源頭才會純凈，人大代表也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履職盡責。

預算審查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重要職能之一，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開幕以來，不時有人大代表就預算發表意見的消息傳來。根據前方媒體報道，有些代表審得很認真，也有些代表抱怨看不懂，還有些代表委員準備以“打醬油”的心態去對付。

這種“打醬油”的心態，有可能使政府失去一次“被監督”的機會，這樣的人大代表有負于人民重托。“兩會”會期其實很短，代表委員履職任務很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變成“打醬油”的了。這就要代表學會抓主要矛盾。什么是“兩會”的主要矛盾？政府預算審查是其中之一。

政府預算，就是可供政府一年中支配的“錢袋子”，按照現代政治的通行原則，其規模、結構、流向要由民意代表說了算。

在我國，審查和批準預算是各級人大的關鍵職能之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人大除行使立法、選舉等權力外，主要就是審查和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其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準國家的預算及其執行情況的報告。預算草案每年在人大開幕會上就作大會報告了，代表的審議可與會期相始終。

人民當家做主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抓住預算這個牛鼻子，管好政府的“錢袋子”。政府每年花多少錢、錢怎么花，要由人大代表說了算，不能由政府官員信馬由韁。

這兩年，人大代表“管錢”意識在增強，管的條件也在成熟。過去，政府預算“專業性強”，人大代表反映看不懂，不好監督。如今，預算報告越來越通俗，普通代表也容易理解了。人大代表審議預算時，各種批評和意見多起來，但預算還是很容易就過了。

是不是預算編制已經近乎完善了？肯定不是。比如雖然中央反“四風”，但仍有官員有錢任性，躲到隱蔽處所大吃大喝；還有年底突擊花錢的問題，每年曝光，每年依然故我。人大代表不僅要亮明觀點，還應發出明確的示警信號。只有人大代表硬氣起來，預算編制部門才會如臨深淵。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人大因為較真，使地方預算的審查有了實質進展。廣東省人大代表連年挑刺省財政給機關幼兒園編制巨額預算，促使有關部門承諾逐步取消機關幼兒園；代表批評預算過粗，其省級預算已由類級科目細化到款級科目。廣東、湖北等省在編制地方預算時，主動與人大代表溝通，聽取代表的意見。

全國人大是更高的政治平臺，國家預算有更高的公平性、科學性要求，人大代表要有更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而不能抱著“打醬油”、“走過場”的想法。

管住了政府的“錢袋子”，正是反腐的“治本之策”之一。現在很多人斥責“權力任性”，權力任性的重要原因是權力有錢，于是吃喝玩樂，大建樓堂館所，或者亂上項目。管錢的代表一認真，他們就沒有了任性的本錢。從這種意義上說，人大代表也可以當打虎的武松。

11日，全國政協圍繞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穩定，答中外記者提問。全國政協委員俞敏洪談到，中國城鄉、區域、重點學校和普通學校之間存在教育差距，這其中尤其是城鄉差距應特別重視，建議在薪酬體系上，農村教師比城市老師有20%—30%的上升，以留住鄉村優秀師資。

多因素降低農村教師職業認同感

中國教育報：近幾年隨著城區“大班額”問題日益突出，周邊城市新建了不少學校，一些農村學校的骨干教師就被挖走。深究其原因，最主要還是農村教師的待遇相對較低，基礎條件較差，職稱評聘及評先評優機會少，在榮譽體系處于末端。而且農村空心化嚴重，農村教師也遭受此冷落境遇，職業認同感不強，不能安心在農村任教。

微信公眾號“早報學堂”：辛勞的付出，卻換不來相匹配的回報，最現實的待遇問題，隨時動搖著鄉村學校的人才根基。除了微薄的待遇，鄉村環境的艱苦、發展空間的狹窄、社會身份的尷尬，也令農村教師職業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日益減弱。

“@張口評論”（校園公益活動人士）：農村教師奇缺，真正的問題在于，不是待遇的問題，而是編制和財政的問題。在山東城鄉教師待遇基本一樣，但缺少編制，代課老師的工資差別就很大。

縮小城鄉差距不能拉高就低

安應民（教育經濟和公共管理研究學者）：在我國財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但卻很少承擔農村教育經費的責任，而財力薄弱的縣級財政卻承擔了大部分農村基礎教育經費。而農村基礎教育投資主體重心偏低，“重城輕鄉”、“城市優先”。這種政府間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稱，是導致農村基礎教育發展滯后的制度性因素。

李淼（中國社科院博士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教育、文化、公共衛生投入力度的加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拓寬和基建水平的提高等，都需要大量資金去完成，更是加重了縣級基層財政的負擔。而縣級財政收入增長的不確定性與義務教育支出的剛性特征不相適應，致使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短缺問題日益突出。

裴毅然（文化學者）：城鄉教育差距，根子在于城鄉經濟文化的綜合差距，不可能于短時期內補平拉齊。指出城鄉教育差距，有助于公眾認清這一現實，思考醞釀解決方案，但若以拉高就低的方法拉平差距，那就會引出另一種不公平。

城鄉一體化才是出路

鄔志輝（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如果保留了學校，而無法配備優秀的教師，處于社會底層的家庭子女就只能接受劣質的教育，在“知識改變命運”和“教育蘊藏財富”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分層化的教育無疑是對社會公正的嚴峻挑戰。提升農村教育職業的吸引力，不只是對農村教師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對學生平等受教育權的尊重和對社會正義的張揚。

李淼（中國社科院博士后）：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社會分層因素和教育公平之間相互的影響，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只要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得不到根本的改革，終將制約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導致教育的不公平。而教育不公平將進一步影響并深化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加大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阻礙社會各階層的良性流動。因此，單純通過教育政策的改革并不能實現教育公平，只有通過城鄉一體化逐漸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實現經濟均衡發展，政治透明公平，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才能推進教育公平。

兩會議政熱點不斷，有的批評地方限牌，有的吐槽立法滯后，有的炮轟特權腐敗。此起彼伏的爭論交鋒中，備受關注的時常是那些敢說話、愿意說話的人。有必要超越淺層的熱鬧與嘈雜，不只是追熱點和比誰更有膽量說狠話，而要去打撈和傾聽那些在兩會輿論場中沉沒的聲音。

相比過去，來自基層的代表受到了很多的關注，他們的“基層”身份在媒體那里也有了“新聞點”。領導人到各個代表團參加審議時，也都強調把更多的發言和互動機會留給基層代表。“少報道領導，多報道基層代表委員”，體現著政治的進步。

但基層代表的聲音在輿論場中還是有些弱小，“追星追官追熱點新聞人物”的報道慣性，使基層代表的聲音很容易被淹沒。雖然基層代表獲得了表達機會，但在一些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的還只是基層代表的“傳統剪影”——或者是“激動得說不出來”，或者是“她那淳樸的鄉音，逗樂了很多代表”。標簽化的刻板描述外，很少能看到基層代表到底說了什么，反映了什么問題，表達了什么困惑。基層代表的討論發言，有時到媒體那里，就剩下一句話：“聽了領導的講話，憨厚的她露出會心的笑容。”

一些基層代表說得可能不如那些明星、高官和專家代表好，話語粗糙，缺乏新聞點，沒有“料”，但反映的是實在的問題，代表著一個龐大的群體。兩會不是比誰“說得更好”的秀場，而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博弈平臺。基層代表在日常語境中往往缺乏表達機會，在兩會這個議政平臺上，應該多給他們話筒和鏡頭，讓他們的聲音和利益不再缺席。

基層代表是沒有機會說，而有些代表是不敢說，比如在漲工資的問題上，有著公務員身份的代表可能就怕輿論和公眾拍磚。盡管很多人反對公務員漲工資，但基層公務員的待遇確實有待改善，他們肯定希望代表們能說出自己的心聲，寄望通過溝通贏得輿論的理解。

不僅是公務員漲薪的話題，一些在平時爭得不可開交的問題，到兩會上反而冷下來，爭議背后的民意，也就成了沉默的聲音。

另一種被淹沒的就是“不同聲音”，不愿表達反對聲。比如，幾年前媒體曾采訪過一個校長，他高調反對取消高校行政級別，認為，“中國目前是以行政級別來衡量社會地位，住房、醫療、政府談話、民間交流，全跟行政級別連在一起，沒這個什么都干不了。”在資源仍以行政級別來分配的體制中，如果只是大學去行政化了，等于把高校逼入絕境。相信很多人都同意這個觀點，卻保持了沉默。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很多時候，討論就成了自說自話，沒有形成有益的辯論，自然也就不能促進問題的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在參加政協記者會時，認為教育公平問題首先是城鄉教育公平問題。對此，他為農村和城市實現教育公平提出了一個“比較簡單也許是一個粗暴的建議”：農村教師的待遇高于城市教師20%-30%。同樣的觀點，也曾經從好幾位代表委員的口中說出，而且亦不乏教育界人士支持。

像俞敏洪一樣，為實現教育公平支招的代表委員，還有很多。有浙江山區的縣長認為：“各級政府對教育舍得花錢，關鍵是要把錢用在刀刃上，讓每分錢發揮最大效益。”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和平則感慨：我們那里的基礎教育不錯，一些在安徽上不了一本的學生，在其他城市卻很可能上重點大學。更有河南的人大代表在會場鞠躬，要求為河南孩子提供公平受教育的機會。

誰都知道，教育公平不是新問題。許多代表委員年年提，它也年年成為兩會熱議話題。凡是兩會上長盛不衰的話題，多半因為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讓各方都滿意的答案。如果細看代表委員的發言，還能發現，盡管教育問題討論起來很熱鬧，但很多發言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這就讓“公平”二字轉為利益分配難題。

教育公平從來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俞敏洪發言剛落，網上就有評論反駁：依靠財政來提高農村教師待遇，讓農村教師待遇超過城市教師待遇，不大可能。這既是一個“錢從哪里來”的簡單質疑，也是一個現實困局。在一些農村地區，老師能夠按時足額收到規定工資，便已經稱得上是一項保障教師權益的成果了。要讓農村教師收入高于城市教師，要看各地財政愿不愿意在別的地方割肉，比如少辦一點面子工程，把教育的里子給辦好。

還有些改革的呼聲，不光需要資金投入，還需要割掉一些教育既得利益地區的肉。高校招生，分省錄取，北京、上海等聚集一流大學的地區，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高考錄取率上，大城市占優勢，其實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在大學招生數量不再增加的前提下，要實現各省相對公平的招生計劃，勢必牽涉到一些地區的指標縮減。這塊“肉”，當地教育界不愿割，考生家長不愿割，招生院校為了獲得本地資源的支持，也并不樂意配合。

教育不公，歸根結底是發展的不公。教育城鄉差距大，就是城鄉發展差距大，農村地區缺乏經濟實力來提高教育待遇，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其實，教育的地區差異，換一個角度思考就是，為什么一些省份沒能辦好家門口的大學，或者說為什么獲得投入的總是那幾所大學。一位代表在會議期間說了這么一句老實話：“當前一些教育不公平其實是出生地的不公平，你出生的家庭決定了你能接受什么樣的教育。”

但是，我們不能等著發展跟上了，才消極被動地解決教育不公問題。實現教育公平應有超前意識，就是要有“割肉”的勇氣。否則，我們老是會陷入這樣的循環怪圈：因為教育沒搞好，所以發展跟不上；因為發展不夠好，所以教育辦不好……搞好教育公平，有些時候就要拿出砸鍋賣鐵的態度來。況且，其實鍋也不用砸，鐵也不用賣，單單少蓋幾座大樓，少修幾個廣場，也許就有很多教師的待遇因此提高。

【改制后的國有企業效率在不斷提升，同非國有企業的差距在縮小甚至保持平衡。因此，探討國有企業的改革，最為有意義的是推進那些幫助國有企業提升效率及市場競爭力的改革措施進一步深化。】

據媒體報道，兩會期間，中央深改小組辦公室、發改委的副主任穆虹透露，國務院成立了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由國務院領導親自掛帥，作為今年改革的要點，盡快推進。設立高級別的領導小組，無疑有利于國企改革的推進。

1978年以來，在實施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我國開始逐步放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二者的發展過程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不斷提升，而國有經濟的比重則不斷下降。這種升降帶來的反差則是源自于二者的效率不同，即國有企業的效率要低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進一步的改革也逐漸提上日程。

讓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在當時的改革中還是一項不可能的選項。因為這里不僅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而且更是存在著制度上的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啟動國有企業改革就已經十分不容易。所以，既然推進改革，選擇只能是市場化。但是，當時的國有企業都是運行在計劃體制下，它采取的是適應計劃體制的一種制度安排。加之國有企業還背負著計劃體制下給予企業的各種社會負擔。因此，計劃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非國有企業在共同競爭時，具體就表現為國有企業效率低。

但是，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不能簡單地否定國有企業的存在，在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它應該被視作是中國經濟轉軌的必要成本。雖然處于漸進改革中的國有企業因效率低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失，經濟發展沒有達到最優，但相對于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帶來的損失，這種國有企業漸進改革的次優選擇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國有企業改革本身就是對傳統國有企業體制以及其伴隨的低效率的否定，尤其是產權主體多元的公司制改革就在積極行動。實際上，改革推進至今天，真正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已經很少，即使存在，多數已經停止經營，所以，這時再談這些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多項研究表明，改制國有企業效率要高于未改制國有企業。此外，改制后的國有企業效率在不斷提升，同非國有企業的差距在縮小甚至保持平衡。因此，探討國有企業的改革，最為有意義的是推進那些幫助國有企業提升效率及市場競爭力的改革措施進一步深化。

在國有企業面臨深化改革的今天，說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并進而否定國有企業存在絲毫沒有現實意義。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并非永遠低下，它正在不斷地改進，而且未來，它的效率將會趨同于非國有企業。

目前，國有企業改制已經在開放股權，非國有企業資本進入國有企業將是常態。這樣的多元產權的國有企業，它的效率必然是相近或相同甚至是高于非國有企業，因為，哪怕是多元產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非國有產權完全可以在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的情況下選擇退出并轉化為非國有產權的企業組織形式。在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保證所有權的前提下，公司治理結構完全可以參考借鑒現代企業的組織管理方式，從而幫助國有企業通過嚴格精細化的管理實現效率提升。在現實中，各種多元產權國有企業在不斷地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同樣也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說明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融合于同一企業的多元結構，對于國有企業來說是一種有效率的企業組織形式嘗試。

□許保利（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