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廣東的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近日拋出重磅話題《關于撤銷國家地震局的建議》。朱列玉認為：“地震不能預報，救災又是民政的事兒，那要地震局干什么？”（人民網，3月4日）

此建議言一出，網上開始激辯地震局的去留問題。網友“青衫淡水”說：“把地震局撤了改研究所吧！以科研為主，縮減人員。”網友“jackie921123”則直率發問：“我覺得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得到預警，既然它做不到，為什么要讓它花我們的納稅呢？”而網友“夜走九”表示：“這個真的不能撤……預警預報，地質服務，地震局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地震局的留與不留成了個大冷門。

有爭論是好事。出現爭論說明地震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要么是網民對地震局的基本功能缺乏應有的了解，要么是信息溝通不暢導致網民的誤會和不理解，要么是地震局的運行機制不合理讓網民痛恨……對此，更多的聲音不應該集中在爭辯“留與不留”地震局的問題上，而是要讀懂網民的爭論源自何處，借以找到問題的根本所在。

其實，對于地震局恐怕大多數人的了解都是不夠的。首先，地震局是一個政府機構，有著政府機構所共有的缺點，這個是事實。其次，地震局的主要工作還是鑒定地震的危險級別，給大家知道地震的危害程度，也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事后諸葛亮”。再者，地震局與人們想象之中大地震來臨之前的及時預警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想必建議撤銷地震局的網民們也大概是出于對地震局工作的不滿和該機構運行機制的不合理吧。

由此看來，網民的爭論其實也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其一，地震局耗費了大量的行政運行成本，卻在大地震來臨之前無法及時做出預警；其二，地震局“事后諸葛亮”的角色讓人覺得他的存在與否與地震沒有多大的關系；其三，往往行政管理者不懂得科研卻又擔任著重要管理職務，這就使得地震科研與管理的沖突愈發激烈。

對照問題，不妨來討論下該如何消除網民的疑慮。對于地震來說，以目前的科學技術水平想要準確預報顯然是無法達到的。因此，目前地震局的主要工作還是集中在科研攻關上，即根據地震學畫出烈度圖、找到活斷層、進行科學研究和理論研究。但是基于其政府行政機構的特點，很多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如官民信息互動缺乏，行政運行成本讓人難以接受等等。所以，當務之急還是要在信息公開上下功夫。

政府機構做研究，本身就收到很多限制，如管理理念與科研的沖突。因此，閉門做研究是不行的，還要經常性的與民眾進行良性互動，讓大眾了解才能獲取理解。再者，應該在簡政放權和縮小行政運行成本上做文章，可否探討科研和管理分開的運行模式呢？這樣以來，就可以避免不懂地震科研的領導瞎指揮。最后，還應該在普及地震科學知識方面下大力氣，不然，就只是一場“外行看熱鬧”的激辯了。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如此激烈的爭辯對于一個集科研與行政管理于一體的地震局或許也是有益的。

今年全國兩會，江蘇代表將聯名提交議案，建議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管理法》。議案建議，現在各地的城管“每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建議成立國家城市管理總局作為主管部門，與住建部“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3月4日《現代快報》

城市的管理工作，的確是一項繁冗的工作，但只要各部門把“愛踢皮球 ”的壞習慣改掉，何愁工作無法完成。例如，公安部門增加執勤點抑或加大巡邏力度，工商管理部門做好商品交易的監管，交管部門多去“馬路辦公” ……只要各部門走出辦公室，領走各項職能，城市自然可以順暢地運作。

時下，城市管理工作面臨的問題是，人手足夠，但是都杵著不干活。設立國家城市管理局，顯然是一種不科學的做法。果真如議案中所說的那樣設立城市管理局，看似可以消除城管部門“越權、非法”的嫌疑，但是對城市管理工作非但毫無幫助，反而會出現“權力打架”、“職責互推”的情形。因為參照現在城管部門所履行的職能，只要是轄區內的問題，它似乎都可以插上一腿。那么遇到問題的時候，到底聽誰的？另外，一項工作由多頭負責，職能部門難免犯起踢皮球的老毛病。比如民眾遇到假冒偽劣產品，撥打12315的時候，接線員要是來一句“請去找城管”，豈不是要鬧出笑話。

這樣的議案，要是背后擁有民意的支持，倒也有存在的邏輯。問題是“城管”的形象早就無法修復了，打開搜索引擎，輸入“城管打人”幾個關鍵字，出現了諸多的負面新聞。瀏覽國內著名的幾個論壇，民眾對城管的“怨氣”一覽無余，既然如此，代表為何逆民意而為。

現在的兩會代表經常會有這樣的抱怨，不提議案，民眾責備不作為，提了議案，又往往會成為被攻擊的靶子。這些代表是不是也應該反思下，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民意的代表。專業的意見也應當去尊重民意，況且設立國家城市管理總局的提案很難說得上專業，根本就不符合管理學的相關理論。

做好城市管理工作，關鍵在于職能部門站好位置。新設立一個城市管理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極有可能出現冗員冗官的狀況。

“既然地震無法預報，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今年兩會上，有代表提議“撤銷地震局”。對此，“中國地震臺網速報”這一國家地震臺網官方微博以調侃的語言側面回應此事，表示“震長是為大家服務的，表(不要)撤我啊”。（3月5日，人民網電）

為什么會有代表提出撤掉地震局呢？從網友評選出最無用的部門就是地震局，大家就可見一斑。地震局被評為“建成數十年來，沒有預測過一個地震，沒有發明過一項預震防震抗震技術，沒有推行過一套預震防震抗震教育。

地震局為什么就“百無一用”呢？筆者認為，地震局無用的癥結在于權責錯位。我國地震局的機構延伸到市、區、縣，主要職能有11項之多；而美國和日本只是有單一的部門管理，日本的地震監測部門只是國家氣象局的一個機構，人家的地震監測部門僅僅負責地震災難預報及防震減災研究，一旦監測到地震，馬上交由國家統一部署。

地震局不是不能發揮作用，而是精力過多的分散，有勁兒沒用到刀刃上，而且還存在管理不善，養了過多的閑人等問題。久而久之，就成了“百無一用”的部門了。

地震局與其這樣“茍延殘喘”還不如“破而后立”。地震局撤與不撤均可，但是無論是繼續存在的地震局還是新生的監測部門，都需要厘清自己的職責，摘掉百無一用的帽子。建議將救災等需要由政府來組織和承擔的職能劃交政府相關部門，適當降低機構級別，精簡壓縮人員規模，突出科研、偵測等地震職能，實現機構由傳統型向研究型轉變，由專業人做專業事。努力提升地震的前期預警偵測水平，加快震情信息移交，實現與政府的無縫對接，最大限度地節約行政資源，把群眾和國家的災害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3月3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東莞市長袁寶成一露面就被記者追問“掃黃”和“經濟轉型”問題，他一面匆匆下樓，一面簡短回答：“正在處理中。”“請問掃黃對東莞經濟是否有影響？”袁寶成：“嘿嘿。”“請問東莞經濟的下一個支撐點在哪里？”袁寶成：“嘿嘿。”“今年東莞GDP增速目標是9%，請問能否保‘9’？”袁寶成：“嘿嘿。”（3月4日《瀟湘晨報》）

在3月2日的全國政協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問及關于周永康的傳聞是否屬實時，發言人呂新華沒有正面回答問題，而是在講了一通套話之后，最后以網絡流行語“你懂的”三個字結束。雖然“你懂的”三字沒有直接點破答案，但又在潛意識之中告訴了公眾想知道的答案，讓全國人民都懂了，一時間在全國引起熱議，廣大網友非常認可發言人回答的“你懂的”三字答案，認為反映了發言人的睿智、幽默。

沒想到發言人呂新華“你懂的”這一招被東莞市長偷學去，面對記者提出的有關“東莞掃黃”和“東莞經濟轉型”三個問題時，東莞市長模仿全國政協發言人呂新華，連續用三個“嘿嘿”回答。只可惜東莞市長學藝不精，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不但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可，反而引來了陣陣批評聲。因為不管是從對待記者的態度，還是回答記者提問的睿智、技巧層面說，市長的“嘿嘿”與發言人的“你懂的”根本不可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和高度。

網絡段子說“聊天止于呵呵”，同樣“聊天也止于嘿嘿”，只不過東莞市長的三次“嘿嘿”讓這句網絡段子再加上一句“采訪止于嘿嘿”。市長用“嘿嘿”一詞回答記者的提問，實質上等于表明自己不愿意回答，不想接受采訪的態度，帶有很強烈的反感意味，與過去常見的“無可奉告”并無本質性區別，都是一種躲避辦法，都屬于拙劣、低水平的回答。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一市之長，接受媒體監督是義務，不管記者提出的問題是多么的刁鉆，都應當有所回答，給記者一定的答案，只要自己不被記者繞進去就行，因為這些問題是當地政府永遠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遲早要面對，根本躲避不了。面對記者采訪，市長連用三個“嘿嘿”回答，完全沒有給出任何答案，與發言人“你懂的”讓全國人民都懂了根本不一樣。更為嚴重的是，市長的“嘿嘿”，不僅錯失了一次與媒體記者溝通交流的大好機會，也失去了向民眾和全國關心東莞的外地人傳達正確信息的機會，更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東莞以及東莞色情業的遐想空間，這對東莞目前花大成本和力氣開展的正名活動非常的不利，就沖這一點，東莞要想摘掉“性都”帽子相當難。

全國政協發言人呂新華的一句“你懂的”用的好，不等于官員、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任何時候面對記者和公眾提出的任何問題，都適合照抄照搬或者模仿“你懂的”的回答技巧，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回答。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審計廳副廳長李心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時表示，今年將專項審計社會撫養費，邁出破冰之步。事實上，變身“神秘資金”的何止社會撫養費？20億公交卡押金、上萬億房屋維修基金……這些資金幾乎都收得爽快明白、用得糊涂、花得艱難，錢都花哪兒去了？

社會撫養費、公交卡押金和公共維修基金這三項公共資金，從被征收或繳納的家庭或個人來說，從公交卡的一二十元到“公維”基金的數千元，似乎都是一個數目不大的數字，但由于征繳點多面廣，統計下來都是數額龐大。

代表委員們將這一追問帶到眾所矚目的兩會上，讓人們關注這些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督促有關部門正視民眾關切，并拿出有效的破解之道，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從本質上說，這三方面的問題雖各有其特殊性，但共性卻是顯而易見的，即對公眾而言，其去向、用途等都曖昧不清。如被人們俗稱為“超生罰款”的社會撫養費，按照相關解釋，這筆錢應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較多的公共資源。這不難理解，但社會撫養費是怎樣補償社會資源的，究竟“撫養”了哪些人？有關部門卻語焉不詳。

相比之下，“公維”基金的用途算是最為明確的，但實際情形，卻是繳時容易用時難，苛刻的申請條件、繁復的審批程序，正應了“遠水難解近渴”那句老話。運用這筆專項資金如此困難，豈不與其設立的初衷南轅北轍？

人們對三項公共資金的詬病，并非自今日始。代表委員們將這些問題帶上兩會，足以說明其影響民眾利益的范圍之廣、程度之深。消除公共資金在管理、運用中的積弊，首要一條，就是必須給民眾一筆明白賬，其征繳、流向、使用等的情況都必須對民眾有所交代，因為公共資金的本質姓“公”，公眾對其享有無可爭議的監督權。其次，要使公共資金的運用過程不再對其主人玩“彎彎繞”，相關部門簡化辦事流程，降低審批門檻，心系“主人”，才能當好公共資金的“管家”，保證這些資金財盡其用，最大限度地使民眾受益。

行政審批改革的紅利正被權力部門下屬的中介機構“截流”，行政審批的許多痼疾尚未得到根本緩解。九三學社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的提案批評一些地方和部門將審批權下放給下屬事業單位或社團組織，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行政審批項目的持續減少，一度讓公眾看到了打破制度壁壘、釋放市場活力的光明前景。然而最新消息顯示，有增無減、日益繁復的“前置評估”，以及寄生其上的中介機構，正蠶食著行政審批改革的紅利。

之于行政審批事項，眾多中介評估機構之所以飽受質疑，乃是基于多種原因。一方面，其自身身份曖昧模糊，往往與主管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中介機構，多數效率低下而收費高昂。更有甚者，因專家、設備有限，竟導致眾多企業排隊干等……凡此種種，與精簡行政審批項目的初衷，早已背道而馳。從前苦等審批，如今干耗“中介”，儼然一切未變。

不少人認定，唯有打破壟斷，讓更多的中介機構參與到第三方評估市場，才能改變該領域固有的低效高價之格局！順著此思路，自然而然應該“實行準入標準和目錄管理，探索市場化運作”。只是問題在于，該方案不可避免地，又要涉及新的“審批——準入”項目，顯然不符合整體層面的“精簡”思路。再者說，既然中介市場寄生在現有的壟斷格局中，又怎會積極推動市場的開放化和多元化進程呢？

追根究底，最關鍵的還是抑制直管部門的自利意識，使之真正回歸利益中立的單純裁斷者角色。為此，便必須實現其職務行為和經營性業務的徹底切割……一旦收回行政審批部門“指定中介機構”的權力,第三方評估市場自然會失去維系壟斷的能量。需要明確的是，此一進程理應由上層機構從宏觀推進，而非任由那些具有利益關聯的、一線的行政審批部門摻和其中。

改革行政審批事項，根本目的絕非是實現數量的驟減，而是真正壓縮無謂的時間耗損、謀求可觀的效益增量。就此而言，步步為難的“第三方中介評估”，不可避免要經歷一場系統的梳理。 （蔣璟璟）

?? 在財稅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將稅收法定原則逐步付諸實踐，不僅關乎于法有據的問題，更是回歸法治的必然選擇。

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發言人傅瑩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進入新時期，全國人大將更好地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重點加強對新稅種的立法。

回顧近幾年全國兩會的核心議題，關于稅收的討論是其中之一。說到底，稅收既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相關，也是政府運行的經濟來源，是一個綜合了政治、經濟、民生等幾乎所有重大領域的關鍵問題。民間對此也反響熱烈，比如個稅起征點調整、房產稅、“營改增”試點等等無不引發廣泛關注。如果說這些針對個別稅種的討論可歸為細節的、技術性的討論，那么稅收法定原則則是全局性的、決定性的命題。

簡單來說，這一原則就是指征稅要通過立法機關，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定來征收。而這里的“法”并非泛化的各種法律法規，而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盡管這一原則已經由《立法法》等法律條文規定，但理想要完全照進現實還有距離：目前我國18個稅種中，只有3個是全國人大立法征收的，其余15個是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通過制定稅收的暫行條例來征收的。

正如發言人傅瑩所說，授權征收曾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必須認識到，隨著我國稅收規模越來越大，公民法治精神越來越強，對于稅收這一問題從關注增收的結果導向，轉向更加強調程序合法性的過程導向。這一轉變，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應有之義。

可喜的是，關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強調，成為近年來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的重點方向。例如連續幾年關注這一話題的人大代表趙冬苓今年再提議案，希望5年內稅收立法權收歸人大。在兩會這樣的場合，值得討論的就該是這樣根本性的話題，產生的推進效果也有目共睹。在民間，這一原則越來越被人熟知，在有關房產稅試點的討論中，對征稅合法性的追問體現了社會進步。而在政府層面，去年底財政部長樓繼偉明確提出，深化稅制改革要盡可能不開征新稅種。

但人大要盯緊政府的錢袋子，僅靠政府自覺是不夠的，只有改變政府既當稅收規則制定者、又當執行者同時還是受益者的局面，才可能將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若是脫離了立法機關的約束，稅收自由裁量權過分膨脹，過頭稅、重復征稅等情況必然難以消除。

史學家黃仁宇曾評價，歷史上中國的財稅制度一直缺乏“數目字管理”，在今天討論稅收法定原則時，這一評價仍有借鑒意義。如何將已成共識的稅收法定原則付諸實踐？第一步就應梳理現有授權征收稅收的名目和規模，加以規范、理順。條件成熟的可上升為法律，新稅種的開征則應嚴格納入立法程序。而長遠來看，稅收立法權回歸全國人大也該盡快拿出時間表和路線圖。當然，這并非完全否定稅收授權立法這一途徑，只不過這一手段應當從常態轉為例外，并實現具體而明確的“一事一議”，不能再開萬能的“空頭支票”。

傅瑩在此次新聞發布會上的表態，被解讀為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之后，全國人大首度對外公開回應有關稅收法定問題。從這一解讀不難看出各界的肯定和期待，也需要一份時間表予以積極回應。此前，習近平同志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財稅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將稅收法定原則逐步付諸實踐，不僅關乎于法有據的問題，更是回歸法治的必然選擇。

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的專門立法，保護醫務人員免遭蓄意暴力的攻擊。通過專項立法維護正常醫療秩序，保護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已是當務之急。醫院作為救死扶傷的生命重地，應該納入特殊公共場所范疇，如同銀行、機場一樣受到執法部門的強力保護。暴力傷醫及各種形式的醫鬧，嚴重危害公眾醫療環境，應當依法嚴加懲處。

南京女護士被打或致癱瘓，打人者至今沒有被采取司法措施。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昨天表示，對事件處理感到不解。鐘南山說，有關部門稱要搞清楚傷情才能進行處理，但根據法律，這樣打人就是犯法，病情不會改變這個性質，受傷嚴重程度是定罪時才考慮的問題。

2月25日南京口腔醫院發生的護士被打致傷事件，目前變得有些撲朔迷離。事件發生后，有網友爆料被打女護士已癱瘓。2月27日，南京警方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稱被打護士恢復較好，并非網傳癱瘓。但醫院傳來的消息，卻一再否定了警方結論。目前，關于受傷護士傷情最新的介紹，來自正在北京開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溫建民，身為骨科醫生的溫建民委員透露，他之前去南京看望了受傷女護士，“還給她做了診斷：就是癱瘓，0到1級的肌力，站不起來”。

警方權威發布和專家權威診斷之間的明顯矛盾，讓這起原本不甚復雜的暴力傷醫事件，變得更加不同尋常。這起事件打人者的公職身份，更容易讓人們產生各種聯想，尤其是打人者丈夫在江蘇省檢察院任職，這樣的特殊身份，讓人們很難相信有關部門“絕無偏袒”的擔保。在法律上，被害人一旦癱瘓則意味著構成重傷，由此判斷，這將是一起嚴重的刑事案件。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對該事件的質疑不無道理。這起暴力傷醫事件中，是否有人在利用權力，企圖大事化小逃脫罪責？事件發展值得關注。

近年來，我國醫患矛盾比較突出，在一些地方呈惡化趨勢。2月17日，黑龍江齊齊哈爾某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出診時被患者用鋼管毆打致死。18日，河北易縣一名醫生被患者殘忍割傷頸部。去年10月25日，浙江溫嶺發生一起嚴重暴力傷醫案，醫生一死兩傷，社會影響十分惡劣。去年8月，中國醫院協會發布的《醫院場所暴力傷醫情況調研報告》顯示，我國發生醫生受傷事件的醫院2008年為47.7%，2012年上升為63.7%；醫務人員遭到謾罵、威脅事件，2008年每所醫院發生的平均數為20.6次，2012年達27.3次。醫生護士的白大褂，一次次被自己的鮮血染紅，醫者痛心，社會震驚。

醫護人員受傷害事件短期內明顯上升，表明醫生的執業環境在不斷惡化。飆升數字的背后還有另一種隱憂——社會對暴力傷醫行為的容忍的底線一再降低。對于頻繁發生的醫護人員遇襲事件，少數人甚至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這種病態情緒反映了深層次的醫患矛盾，是無法簡單用傷醫者“素質差”一筆帶過的。

醫患矛盾的本質，是社會公眾和現行醫療體制之間的矛盾。醫患矛盾產生的原因錯綜復雜，其中包括公共事業產業化把醫患關系異化成消費關系，導致的信任降低；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醫療保障水平較低；醫療機構服務水平不高，醫德醫風建設尚待加強等等。醫生整天忙碌勞累，卻成為復雜醫患矛盾的受過者，成為病人發泄不滿的“靶子”，如果醫護人員執業環境繼續惡化，每個醫護人員都想著怎樣自保，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

從醫療體制等深層次著手，系統解決目前醫患矛盾涉及的各種問題和難題，是全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長遠之計。但是，面對不斷惡化的行醫環境，必須通過立法來強化社會底線管理，并以此達到醫療環境迅速改善的目的。

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的專門立法，保護醫務人員免遭蓄意暴力的攻擊。通過專項立法維護正常醫療秩序，保護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已是當務之急。醫院作為救死扶傷的生命重地，應該納入特殊公共場所范疇，如同銀行、機場一樣受到執法部門的強力保護。暴力傷醫及各種形式的醫鬧，嚴重危害公眾醫療環境，應當依法嚴加懲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3月4日表示，對于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肯定不會取締，過去沒有嚴密的監管政策，未來有些政策會更完善一些。全國政協委員、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表示，互聯網金融主要做“小微”，按大數法則來控制風險，不一定要像銀行業進行監管。

周小川和劉明康的表態，給余額寶及其8000多萬用戶吃了一顆“定心丸”，也相當于對近來余額寶存廢之爭作出了權威裁決。前不久，央視證券資訊頻道首席評論員鈕文新在博客上發表《取締余額寶》一文，痛陳余額寶是“吸血鬼”，主張取締余額寶，“還中國以正常的金融秩序”。此文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各種板磚和口水——是啊，如果給用戶較高利潤回報的余額寶是“吸血鬼”，那么存款利率畸低、長期靠存貸款巨大利差賺得盆滿缽滿的銀行又是什么呢？恐怕是“吸血鬼中的吸血鬼”了。這正是人們憤憤不平之處，很多人為余額寶辯護，矛頭所指其實是銀行，人們樂于看到余額寶成為一條“鲇魚”，對銀行的既得利益發起挑戰、形成沖擊。

據報道，截至2月26日，余額寶用戶數突破8100萬，超過了A股股民的數量（約為6700萬）。這一方面見證了互聯網金融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反映了民眾投資、理財渠道逼仄的現實。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民眾手里有了一些閑錢，然而股市半死不活、房產投資受限、銀行存款利率畸低，使得民眾無法獲得滿意的“財產性收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余額寶等互聯網理財產品應運而生，它是那樣“親民”——不僅利率較高，而且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零門檻”，哪怕1元錢也能“錢生錢”。這樣的理財產品，不受民眾歡迎才怪。“不會取締余額寶”的表態，體現了有關部門對于民眾意愿及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尊重。

余額寶等互聯網理財產品的出現，勢必會分流大量銀行存款，對銀行的既得利益形成沖擊。這在銀行眼里可能是壞事，但民眾樂見其成。目前我國銀行業積弊叢生，究其根源，無非因為其具有半壟斷性質，習慣于高高在上、不思進取，只靠存貸款巨大利差就能賺得盆滿缽滿，而銀行獲取豐厚利潤，是以損害儲戶利益、企業利益乃至經濟發展為代價的。這一現狀必須改變，包括余額寶等理財產品在內的互聯網金融，正是改變這一現狀的強大市場力量，它逼迫銀行業放下身段，提高服務水平，通過競爭贏得市場。在這個意義上，“不會取締余額寶”的表態，體現了有關部門對市場規律的尊重，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余額寶能夠吸納大量存款，靠的是給用戶較高的利潤回報，在這方面，銀行處于競爭劣勢，因為目前存款利率實行政府定價，銀行無權擅自提高。因此，要讓銀行平等參與競爭，辦法只能是將銀行存款利率市場化。實際上，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已經箭在弦上，而余額寶等互聯網理財產品的出現，將會“倒逼”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提速，使弦上之箭不得不發。從這個角度看，“不會取締余額寶”的表態，透露出有關部門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心。

晏揚（浙江 職員）

行訴法修改，理應有更全面、更系統、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樣通過果敢的制度創新，為中國未來法治發展鑄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民告官，有多難？人大發言人傅瑩就表示，這些年行政訴訟案件原告的勝訴率明顯下降。結果，群眾不敢告、告也告不贏，讓大量的涉法涉訴案件進入到了信訪渠道。

基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對行政訴訟法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修訂，目的就是盡可能地排除對“民告官”各種各樣的阻礙。

被譽為中國法治里程碑的《行政訴訟法》，實施至今已經24年了，其間中國法治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大程度上都與這部法律相關。這部在當時極為超前的訴訟法，不僅催生出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行政強制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規，倒逼各級政府部門依法行政；而且深刻改變了民告官的社會心理，重塑了國家與公民之間正當的價值關系。

然而時過境遷，當我們以今天的法治環境來衡量這一“法治功臣”時，它已顯得疲憊不堪、無法回應當下的法治期許。實踐中深受詬病的立案難、審判難、執行難的問題，一直影響著公民權利保護的效果，也將很多原本通過訴訟機制化解的矛盾糾紛，溢出法治渠道而涌進信訪大門。信訪不信法的現象，反過來又沖擊了原本脆弱的司法權威。因此自新世紀以來，這部“遍體鱗傷”的法律就不斷被置于修改的視野。

在內容上，無論是從立法目的、審判體制等宏觀方面，還是從受案范圍、證據等制度方面，抑或是從立案、執行等具體程序，行政訴訟法都有全面修改的必要。從前不久人大法工委公布的草案看，它距離民眾所期待的全面修改還有差距。草案更多的局限于從程序細節上打通“民告官”障礙，比如在破解立案難上用力明顯；但是在關鍵的審判體制、受案范圍、原告資格等方面，還有較大改善的空間。

法律的修改終究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我去年年底以來旁聽了多個行政訴訟法修改的研討會，深感其中立法部門、政府部門與司法部門關系之復雜。而該法與其他兩大訴訟法一同被列入修改議程以來，卻始終未能順利迎來“重生”的那一刻，個中的緣由大概還是利益沖突。但無論是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還是從實現法治的角度發揮行政訴訟更大的功能，都意味著此次修法不應當是簡單地修修補補，更不能是鴕鳥式的“和稀泥”，而理應有更全面、更系統、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樣通過果敢的制度創新，為中國未來法治發展鑄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相關報道見A04—A16版

規范不一定是針對網絡金融交易出臺專門規定，而應以打通線上線下金融產品公平競爭的通道為優先目標。競爭環境越公平，市場風險出現的概率越小。

余額寶虛驚一場。央行高層一天內四次表態，不會取締余額寶等各種“寶”。終于，余額寶們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在市場上參與競爭。

在以余額寶為代表的“ 寶寶”們陷入是否威脅到金融體系乃至國家經濟安全的質疑之時，央行高層的集體表態具有特別的意義。央行既是所有商業銀行的“最后貸款人”，也是商業銀行的管理者和監督者。今年1 月以來的銀行存款減少，刨去春節的季節性因素，與存款從銀行轉移到了互聯網金融平臺的貨幣基金中關聯極大。線上線下的金融監管權利，都在央行。央行完全可以通過對線上金融產品實施嚴厲監管以保證其嫡系商業銀行的利益。事實上，也確實存在這樣的擔心和猜測。央行掌門人在政協會議上的立場闡述，是必要的澄清。

金融領域的改革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改革和創新的動力，既需要體制內主動改革的能量賦予，也需要體制外的市場力量去催生。大帽子唬人、排斥異己，創造不出一個現代化的金融市場，創造不出真正的金融創新環境。金融市場的拓展和創新，需要也應該容得下一個乃至更多的余額寶。

短期來看，“寶寶”們的存在，固然有可能令商業銀行存款減少、資金成本抬高，但長期來看，互聯網金融產品作為外部性的刺激因素，對于傳統商業銀行主動求變有百利而無一害。由商業銀行主導的傳統金融體系，過去的經營模式早已顯現出不能與日益精細復雜的經濟體系、與日益高漲的公眾理財需求互相適應的弊端。利率市場化的推行，只能給商業銀行有限度的競爭意識，真正讓商業銀行實現去衙門化，成長為完全的市場主體，必須將其投入到市場競爭的游泳池中，而“寶寶”們以其勃勃生機，已經創造了這樣的競爭平臺。商業銀行應該有勇氣應戰。

當然，公平性是市場競爭的前提，否則競爭就會變為惡性。當下，線上和線下金融產品的競爭，還不在同一個起跑線。線下產品受制于存款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約束，而線上產品則更加自由。反過來，線上產品缺乏線下產品的傳統主導優勢。此外，出于競爭的需要，線上金融產品對非常態的高收益率，缺少風險防范堤壩。就此而言，需要作出相應規范。

不過，規范不一定是針對網絡金融交易出臺專門規定，而應以打通線上線下金融產品公平競爭的通道為優先目標。競爭環境越公平，市場風險出現的概率越小。

在媒體整理的政協委員圖集中，“明星委員”比比皆是。普通民眾在關注兩會新聞的時候，目光也會被這些“星星”所吸引。只要有“星星”現身，無論有沒有實質性提案，都會引來一片閃光燈。

往往越是“大腕”，話筒和閃光燈越多。從媒體角度說，對“明星委員”的關注，符合“眼球”經濟學，尤其在新興媒體崛起之后，為博“眼球”而忽視新聞本身的例子并不少見。

只不過，在兩會這個重要的政治平臺上，過分關注明星“花邊”，場合有點不對，娛樂視角用錯了地方。許多“明星委員”不把心思用在提高提案質量上，反而開始比拼穿著，比拼如何用討巧的話應付記者。與他們照相合影可以，可一被問及提案內容，往往“惜字如金”。

長此以往，也會把一些“明星委員”慣壞了。有的人，人到心不到，堅持“沉默是金”；有的人，以初次參會、學習為主做借口，沒有像樣的提案；有的人，雖然有提案，卻讓人感覺是“臨時拼湊”的急就章。

如果公眾只記住了明星委員們的穿著打扮，只記住了他們的燦爛笑容，只記住了他們的“花邊”新聞，卻記不住他們有過哪些提案，在這個參政議政平臺上，曾發出過哪些屬于自己的聲音，這顯然與委員的職責相背離。

實際上，也有一些明星委員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提出過真知灼見。例如籃球明星姚明，他在2013年兩會期間提出的提案是“呼吁改革管理體制、開放人才選拔、促進中國籃球可持續發展”。今年，他繼續提這一提案，希望能為中國由體育大國走向體育強國做出自己的努力。身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濮存昕，曾先后提交過關于加強防治艾滋病宣傳教育、救助被拐賣兒童、保護江豚等提案。這些“既有星光更有提案”的委員們，應當被給予更多關注。

在兩會這個重要的參政議政平臺上，再耀眼的星光都不如一份經過深思熟慮、對社會有價值的“明星提案”分量重。一年到頭，追“星”的日子還有很多，在全國兩會這短短的會期之內，還是別讓“花邊”搶了提案的風頭。

摘編自新華社3月4日電文/劉晶瑤

如果是迷戀手機、迷戀微傳播到了須臾難離的地步，對百姓來說，最多被家人友人調侃幾句，但對莊嚴參會的兩會代表而言，不但是會風疏懶的問題，更是不可原諒的失職

今年全國兩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微”時代。

全國人大各代表團不約而同發出一條醒目的要求：代表開會不得玩手機、搞直播，不準玩游戲。一個開會的細節，需要如此強調，說明各種會議的會風被手機干擾的嚴重程度。

每年全國和地方兩會，代表、委員的開會狀態時常成為新聞，各種細節、場景都會被敏感的媒體捕捉進鏡頭，進入公眾的視野。畢竟是一年一度代表13億國人縱議國是、決定國策的莊重大會，這樣一副重擔，當然需要代表、委員心無旁騖、全神貫注。今年，記者們的鏡頭一定會緊盯代表的手機是不是真的收起來了？誰又在打瞌睡了？一旦諸如此類走神的場面曝光，當事人難堪事小，影響公眾對代表、委員責任擔當及履職能力的信任，進而影響議政建言的效率，才茲事體大。

仿佛一不留神，我們的生活正被微博、微信、微表達全面掌控。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引領下，當下的傳播生態與社交方式一日千里，似乎很多人都有某種怕落伍、怕無知、怕被遺忘的恐慌。悠悠萬事，一部小小手機全部搞定，于是全民都成了“低頭族”，不管是飯桌上還是地鐵里，都在低頭注視手中花樣百出的終端：世界似乎就這么盡在掌握。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亦非不食人間煙火，難以抵御來自微世界的種種誘惑，似也在情理之中。

換一個角度，借重微世界傾聽民意、匡正傳言、發布權威信息、傳播激濁揚清的正能量，這是新時期群眾路線的新嘗試。很多代表、委員在工作中對微傳播的應用，漸漸得心應手，由是可以接地氣、近百姓、傳正聲，這是一種進步。

但也要看到，當微傳播用于社交時，固然快捷方便，但也失之于淺淡、片斷和抖機靈。如果是迷戀手機、迷戀微傳播到了須臾難離的地步，對百姓來說，最多被家人友人調侃幾句，但對莊嚴參會的兩會代表而言，不但是會風疏懶的問題，更是不可原諒的失職。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副秘書長、發言人傅瑩在答記者問時有句話擲地有聲：“作為人大代表，首先要做維護和遵守法律的模范，要懷著對民意的尊敬，要懷著敬畏之心，廉潔自律，依法履職。”

當然，改進會風的根本之道，是讓代表、委員充分意識到參加兩會是一種責任。每一份深思熟慮的議案，都能被認認真真地對待；每一條來自百姓的意見，都能有實實在在的回音；每一項源自基層的建議，都能收到政府部門的反饋乃至采納；每一場激動人心的代表團討論，都能在現實層面推動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果然如此，我們的代表、委員對擾人心神的手機一定會視而不見。

那么，認真履職，且從放下手機始。

又到兩會時間。在經濟換擋、提質增效的大背景下，各省區市紛紛下調GDP增速目標，這個幾十年來令人又恨又愛的指標正在逐漸歸于本位。

其實，不光中國人有GDP情結，老美也曾喜好用GDP排位“抓眼球”。美國有人常用俄羅斯比較加州，用墨西哥比較得克薩斯，為了更好地形象展示，媒體甚至會把同各州GDP相近的國家直接拼合在美國地圖上。

GDP比拼所帶來的興奮，顯然不足以撫慰繁榮背后的傷疤。按照傳統發展觀念的邏輯，經濟發展了，一切都會隨之改善。事實卻可能是，經濟蛋糕做大了，幸福感卻鈍化了，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壓力焦慮也越來越大。英國的一項研究表明，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生活滿意度不升反降。幸福感同GDP增長沒有正相關，無論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還是金磚國家的工薪一族，恐怕都深有體會。取景于尼泊爾的電影《等風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說起來，GDP已經80歲高齡，從誕生至今卻從未能擺脫質疑之聲。在經濟學家眼里，GDP并不是衡量經濟健康的有效指標，不但不能反映出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也無法同社會進步畫等號。生產大炮還是生產黃油，對GDP來說區別不大，但對百姓而言，孰輕孰重一目了然。犯罪率升高會危及社會安全，但隨之而來的安保投入卻能提高GDP。生產事故和自然災害同樣會推高GDP，但沒人會期盼它們發生。GDP“槽點”如此之多，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呼吁用“國民微笑”替代GDP。

然而，GDP仍是一個國家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GDP增長意味著經濟活動增加、收入提高和就業改善，有助于貧窮落后地區消除苦難，在經濟蕭條時期也能夠減少社會矛盾沖突。不僅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網站將GDP標榜為“商務部在20世紀的最大成就”，許多觀察家也將其納入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列。然而，問題就在于，一旦GDP增長占據國家政策的“頭把交椅”，收入差距、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GDP催生的負面效應很難得到有效抑制。《外交學者》雜志網站說的很形象，今天你可以站在屋頂上大聲喊叫催促實現高增長，但是明天，空氣中將會含有太多的污染物，讓你根本張不開嘴。

“是時候拋開GDP了！”——這是《自然》雜志日前刊登的文章標題，文章認為，以GDP作為單一衡量指標對人類社會發展十分危險。英國《獨立報》網站甚至援引法國以大革命為代價消除君權神授觀念為例子，論證必須及早擺脫對GDP的錯誤癡迷。如此高聲吶喊，正是因為GDP的統治地位并不容易撼動，有慣性依賴因素，也有既得利益阻撓。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力推“綠色GDP”，就因煤炭行業反對而宣告失敗。諸如“真實發展指數（GNI）”、“人類發展指數（HDI）”之類的指標，從經濟理論到國家實踐也有不小距離。探尋一套能夠清晰描繪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替代性衡量指標，一直是很多國家不懈努力的方向。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工具，的確不可能把GDP完全棄之腦后。比拋棄GDP更現實的是，發展觀絕不能被GDP所左右。在人們重新詮釋“幸福”的今天，“發展是為了什么”的設問如同一陣狂風吹拂著整個世界，讓飄在風中的GDP越來越輕。可以放言，能否徹底告別對GDP增長的情感依賴，告別對物質財富的心理急迫，將決定我們能否擘畫一條陽光明媚的未來之路。

萬眾矚目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今天開幕。近10天會期里，13億中國人民的心聲在此匯聚，當今中國的改革發展大計在此謀定，黨的主張、人民意愿將通過法定程序凝聚成不可動搖的國家意志。我們對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自去年3月履新以來，本屆全國人大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面推動依法治國、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在繼承中發展，在實踐中創新，各項工作實現良好開局。一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始終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著力提高立法質量，在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邁出堅實步伐；始終堅持以監督推進改革、以改革強化監督，推動各級政府機關和審判檢察機關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付出了巨大努力。這充分說明，毫不動搖地堅持、與時俱進地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將匯聚起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為國家富強文明、社會公平正義、人民幸福安康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擘畫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偉藍圖。全面深化改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傾聽人民心聲，凝聚攻堅合力，推進法治建設，提高治理效能。這為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治優勢提供了廣闊舞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發展更加廣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既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順利實現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制度保證。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維是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的重要武器。在建設法治中國的今天，改革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任何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這就要求立法機關緊密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把立法決策和改革決策更好結合起來，加強重點領域立法，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從法律制度上推動和落實改革舉措，防止部門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護，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為改革護航。

切實有效的監督是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加大對“一府兩院”監督力度，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監督，強化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的神圣職責。認真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圍繞黨和國家大局開展監督，有利于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把改革部署及時有效地轉化為制度安排，實現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相互促進、比翼齊飛，為改革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到今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走過整整60個春秋。歲月為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黨在國家政權中充分發揚民主、貫徹群眾路線的最好實現形式。放眼未來，相信全國人大代表們將盡心履職、不辱使命、不負重托，尊重人民主體地位、激發群眾首創精神，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起攻堅克難的磅礴力量，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