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改革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媒體解讀為養老并軌有了“時間表”。日前，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接受采訪時稱，國家層面的養老金頂層設計方案仍在綜合研究，目前改革已設計7套方案。

在民生領域，可能沒有比養老更受人關注的話題。養老保障是兜底性的保障，是為人一生帶來安全感的東西，人人關注它，不分地域、年齡、階層。正是因為承載著所有人的命運，養老的公平性問題變得格外牽動神經。實現養老并軌，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課題，需要時間去做，急不得，但不管怎樣，其重要性、必要性不可否認，呼吁養老并軌的聲音早已持續多年。

當然，需要時間，不等于可以拖時間。就算“公平”可以再拖拖，很多事情已經拖不了。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改革事項注定是步步為營的，需要前后呼應、環環相扣，各項議題必須精打細算，為后續改革步驟留足時間、空間。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追求系統協調性。在這個意義上，不能孤立地看待養老并軌，它是改革的重要一環，甚至是決定性的一環——它是各項改革議題中的基礎性議題，有著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

養老并軌就是實現人的自由流動，而具體從新型城鎮化的角度看，就是讓城鄉之間實現人與資源的自由流動。保障待遇跟隨人走，實現城鄉之間自由“切換”，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市民化的轉變過程。政府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這不僅是人的地理位置移動，更是人的身份、職業、待遇等等一同完成“城鎮化”，而養老保障這種兜底性的福利待遇，首先就要打通城鄉之間的隔閡。在這個意義上，養老并軌是新型城鎮化改革的一個前提。

養老并軌打通身份隔閡，也為人在企業、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流動掃清障礙，方便人在社會上的平等流動。至少，當人在社會發展，社會身份開始“切換”，不會有太多的后顧之憂。這是從保障制度上給人帶來安全感，讓人有穩定的社會預期。事實上，往往掃清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時，就要落腳到養老制度這種基礎性問題上來。正如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實現企業、事業單位之間的養老并軌。

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說明，有眾多改革事項與養老并軌息息相關。養老的制度安排，是給人的一生打基礎，但凡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那些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往往最后都與養老問題發生聯系。養老制度是國家基礎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不動，很多改革手段動不了。所謂改革突破，不僅意味著要解決重點、難點問題，更意味著要解決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決定性問題。讓深化改革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就需要以養老這類問題為“抓手”，增加改革的操控力，為后續深化改革鋪路。

政府工作報告說：改革“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而實現養老公平，就是“最期盼”、“最突出”、“達成共識”的議題。

□ 本報評論員 肖暢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提出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中的虐待罪進行修改，刪除告訴才處理條款，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同時對本罪情節惡劣的具體情形作出明確規定。（3月9日《東南早報》）

近年來，隨著婚姻家庭問題的不斷涌現、家庭暴力事件的不斷增多和家庭虐待行為得不到合理懲處的凸顯，人們對虐待罪規定的合理性產生不少質疑。

一個主要質疑就在于虐待罪在刑法上為自訴案件，即被害人告訴才處理，這種自訴規定存在明顯缺陷。受虐待的被害人大都是弱勢群體中的婦女、兒童、老人，特別是兒童，屬于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他們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或是沒有膽量去自訴。

退一步講，即便給兒童從小貫徹被虐待可以去法院告虐待人的理念，但自訴案也還需要本人提供有力證據。而事實上，一個未成年人尤其是只有幾歲的兒童，根本就沒有能力收集證據、保存證據、提供證據——即便是一個成年人，也未必能做好這一點。這也難怪有專家針對虐待罪提出立法首先應考慮它實現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應該屬于大概率，如果實現的概率幾乎為零，那么，這種法律即是惡法，因為它放縱了犯罪，使受害群體得不到真正的保護。

黃爾梅委員提出虐待罪既可公訴也可自訴，無疑是一條很好的建議。在被虐待者無力自救時，檢察機關通過提起公訴打擊虐待行為，有利于更全面更及時地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當然，這個“公訴”的含義還可以豐富一點，不僅可以從法律上明確公訴優先于自訴原則，還可以賦予公檢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優先介入的權力。例如加強公安機關對家庭成員間虐待行為的干預。在接到受害人、鄰居等報警后，公安機關不能以此類案件屬于自訴案件為由不予理睬，而應立即介入。

最后，將虐待罪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后，還有必要構建合理的自訴與公訴銜接機制。面對舉證能力不足的受害人自訴，法院及時通知檢察機關，借助專業力量收集證據，待檢察機關認定受害人確實受到不法侵害后，可將自訴轉為公訴，從而避免因自訴人自身能力不足而縱容犯罪現象。

從制度上確定司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先行介入的權力，進而更加充分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儼然十分必要。

日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答記者問時用“不能過于樂觀”來形容食品安全問題，引起一些網友“拍磚”，認為這有推卸責任之嫌。

其實，在“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毒豆芽”等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的事實面前，如果他還信誓旦旦地說“請大家不要擔心”，恐怕才是真的言不由衷，會引起更大質疑。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也不會一蹴而就。“要不是揭露食品制造黑幕的小說《屠場》問世，哪有美國食品安全守護神FDA？”在我國，理順食品行業產業鏈條和監管體系，是最近幾年才有的新進展。目前監管體系仍不完善，食品安全問題個案多發，食品安全形勢確實“不能過于樂觀”。

有問題不可怕，怕就怕遮遮掩掩，沒有解決問題的態度和勇氣。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叭齻€最嚴”預示著下一步將重典治亂，表達了政府為老百姓能吃得放心“保駕護航”的決心和重視。

如果說“三個最嚴”的態度是基本要求，那么對現實問題的“坦白從寬”則更顯示誠意。對發現的問題不遮掩、不回避，才有助于紓解人們心中的焦慮；對監管環節沒有縫隙，不留死角，借鑒國外抽查暗訪的“神秘顧客制度”，才能為老百姓畫一張“食品安全警示地圖”；對處罰、問責毫不留情，公開失信者不良記錄，讓他們在群眾的“火眼金睛”下無處可逃，才能讓問題食品制造者成為“過街老鼠”。

直面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和食品安全有關的每個環節都人命關天，容不得半點摻假，容不得玩半點“虛的”。期待著，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籃子”等“舌尖上的安全”能夠在“三個最嚴”下得到“貼身”保護。

摘編自新華社3月7日電

文/張文靜 趙琬微

導讀：壟斷、強勢，一直是三大電信運營商留給公眾的最深刻的印象。經過充分競爭形成的市場價格，自然是消費者不得不接受的價格。但中國消費者會本能地懷疑目前的資費價格，不過是三大國企之間的價格同盟而已。

近日“兩會”熱點，除了事關國家未來的大事之外，則非中移動老總的“全家桶”論莫屬。

面對廣受消費者質疑的手機套餐內流量“月底清零”規定，參加“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中移動廣東公司總經理鐘天華打了一個極不恰當的比喻：“在肯德基買了全家桶套餐，吃不完的雞腿總不能退回去吧？”

或許他自以為這是一個生動且難以辯駁的妙喻，沒想到卻被消費者瞬間發現破綻：“全家桶”吃不完確實不能退，卻可以打包帶走，下頓再吃。而這恰恰和消費者要求的套餐當月剩余流量可以轉入下月再用，看起來非常相像。老話說，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而鐘總果然就被自己的“全家桶”這個蹩腳的比喻絆倒在地。

但“全家桶”的比喻被網友駁倒，卻不一定證明套餐內流量月底清零的做法全無道理。

移動通訊的所謂“套餐”服務，實質是運營商與消費者之間簽訂的一則“限時優惠”協議，即消費者可在一定時限內按一定折扣價，享有一定量的服務。而更本質上說，這是運營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一個“對賭協議”：在協議期間內，消費者若恰好用完或盡可能接近用完約定的流量，則享受運營商允諾的最大折扣；反之，若消費者剩余越多，則運營商獲利越多。

理清了這一原理，也就不難看出“全家桶”比喻的蹩腳之處：“全家桶”不過是批量打折，并不具備對賭性質。若一定要比喻，自助餐似乎是比較恰當的喻體：自助餐也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一次對賭，消費者肚量越大，則越能“吃回成本”甚至占到便宜；而消費者越是飯量有限，則餐廳老板越是有利可圖。

在這樣的經營模式下，某個消費者個體可能會恰好用完流量，享受到最低折扣，占到便宜。但從大數統計上整體分析，則必然存在流量剩余，而這恰是經營者的利潤所在，也是這一經營模式可以存在的基礎。因此，消費者所要求的當月剩余流量可以轉入下月再用，等于要求運營商只輸不贏，其實從根本上瓦解了這一經營模式的基礎。消費者最終得到的不是運營商的讓利，而是這一經營模式的消失。這也是為什么資費套餐模式在全世界通行，而沒有消費者提出轉月再用的原因。

這點淺顯的道理，中國消費者也未必不懂。譬如同樣是中國消費者，去自助餐廳吃飯的顧客，絕不會在飯后向老板提出要求：對不起今天食欲不佳，沒吃回來的那些錢，我要轉到下頓再吃。至于同樣的消費者，為什么在通訊資費套餐上斤斤計較，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對國有電信企業的高度不信任。壟斷、強勢，一直是三大電信運營商留給公眾的最深刻的印象。經過充分競爭形成的市場價格，自然是消費者不得不接受的價格。但中國消費者會本能地懷疑目前的資費價格，不過是三大國企之間的價格同盟而已。雖然三大運營商會委屈地訴說他們之間的競爭已經多么如火如荼。

這是目前討論很多問題時面臨的共性難題：由于多重因素相互交織纏繞，問題總是會在討論到一定程度時，遇到另外因素的阻隔而無法推進。面對如此窘況，電信運營商們別無他途，只能一面用比“全家桶”更高明些的方法，向公眾講清自己的道理，一面認真傾聽、理解消費者的不滿和關切，認真挖掘每一點可能的潛力，為消費者提供盡可能低廉和便捷的服務，以逐步贏得消費者的信任。

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

全國政協常委、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日前在政協會議小組討論上向房地產市場的政府稅費開了一炮。他說，房地產行業有很多多余的審批，而且有一些是雁過拔毛的。他建議，國家統一規范規費收取，取消不合理收費，以此來降低房價。

在本輪持續已有多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中，房地產開發商成為眾矢之的。在房價暴漲的過程中，一個大家都看得到的情況是開發商成了巨富，中國歷年的富豪排行榜上，占據頭牌位子的大多數是房地產開發商，這與國外的一些同類排行榜形成了觸目的差別。許家印是一位多年占據富豪排行榜的人物，他從房地產市場上所獲自然也是一個天文數字，但盡管如此，當他以政協委員身份議政的時候，聽聽他的心聲，還是有價值的。

既然開發商在房地產市場獲取了暴利，并且對普通民眾的住房需求形成了排斥效應，那么，他們理應成為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比如對商品房進行限價，使他們只能收獲微利。事實上在歷年出臺的調控政策中，確實有過這樣的謀劃，但最終卻未能堅持下去。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房地產市場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政府沒有理由對市場價格作出有違市場化原則的限制，但政府作出的限購措施本身就是一種非市場化決策，這說明在必要時政府是可以對市場進行干預的。因此，對于政府未能對商品房限價，我們還需要從另外的途徑尋找原因，這個原因就是政府自身在房地產市場上也是一個重要的獲利者，如果它們也像開發商那樣有登上富豪排行榜的機會，開發商大概就只能靠邊站了。

據許家印介紹，目前房價的構成主要有五部分：地價、綜合造價、政府規費、稅收和企業利潤。從審批延伸到政府規費，每個城市并不一樣，收費最少的有37種，多的有157種。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許家印所說的房價構成的五個部分中，除了“綜合造價”是開發商的前期投入以外，“地價”、“政府規費”和“稅收”三個部分都是政府的獲利，真正由開發商獲得的收益只有“企業利潤”這一個部分。政府所獲取的三個部分的利益在房價中究竟占多大比例，許家印沒有說，但據2012年12月7日《國際金融報》報道，專業人士歸納統計得出，如果把房產商開發一處樓盤過程，從立項到完成銷售進行分解，整個過程向各級政府機構繳納稅費涉及七大類37項支出。這些支出包括房地產開發前期的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以及后期的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平均水平占到整個房屋銷售金額的50%，高的甚至超過70%。當然，這些稅費的依據基本上是政府自己制訂的行政法規。

房價中有一半左右是被政府拿去，這是房地產市場調控多年不見效果的根本原因。當政府自身對市場有利益需求的時候，它與開發商就有了太多的共同語言，也就不可能真正花力氣來降低房價，開發商抬高房價甚至能夠得到政府支持。前幾年，杭州有一家開發商在售樓時曾經公布了房價構成要素，由于政府在其中拿走的利益一目了然地顯示在售樓處，因此很快被叫停，很顯然，政府不愿意調控觸及自身的利益。我國經濟運行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政府伸出了“亂摸市場的手”，對各個行業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房地產市場上，按許家印的說法，開發一個樓盤要由政府相關部門蓋110多個章，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部門都可雁過拔毛，它們最終都通過開發商之手，落實到了購房者身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政府之手“亂摸市場”的重災區。

李克強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對簡政放權作出了強調，要求以“壯士斷腕”的勇氣來割棄政府在市場中的既得利益。此次改革的一個亮點是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按照這個目標，在房地產市場上，同樣有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將目前過于繁雜的稅費項目作一次清理，縮小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上的獲利空間。至少，在已有的各種稅費未能得到清理之前，不能再輕易開征房產稅。在開發商獲得了“輕徭薄賦”的好處以后，降低房價也就有了現實的基礎，而作為政府來說，當它不再對房地產市場有過于強盛的利益驅動以后，它對開發商的監管也就可以挺起腰桿了。在這樣一種格局形成以后，民眾所苦苦盼望的降低房價也就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

周俊生（上海 學者）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提出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中的虐待罪進行修改，刪除告訴才處理條款，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同時對本罪情節惡劣的具體情形作出明確規定。

去年6月，南京兩名幼女被活活餓死事件曝光后，舉國震驚。事實上，類似令人沉痛甚至絕望的事件遠不止這件——隨著婚姻家庭問題的不斷涌現、家庭暴力事件的不斷增多和家庭虐待行為得不到合理懲處的凸顯，人們對虐待罪規定的合理性產生不小質疑。

一個主要質疑就在于虐待罪在刑法上為自訴案件。所謂自訴案件，說白了就是被害人告訴才處理，不訴則不理。從現實角度出發，這種自訴規定存在明顯缺陷。受虐待的被害人大都是弱勢群體中的婦女、兒童、老人，特別是兒童，屬于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他們壓根不懂什么叫自訴，不知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即使知道，在拳腳棍棒之下，是否還有膽量去自訴，也是個問題。

退一步講，即便給兒童從小貫徹被虐待可以去法院告虐待人的理念，但自訴案也還需要本人提供有力證據。而事實上，一個未成年人根本就沒有能力收集證據、保存證據、提供證據。這也難怪有專家針對虐待罪提出立法首先應考慮它實現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應該屬于大概率，如果實現的概率幾乎為零，那么，這種法律即是惡法，因為它放縱了犯罪，使受害群體得不到真正的合法保護。

虐待罪既可公訴也可自訴，無疑是一條很好的建議。在被虐待者無力自救時，檢察機關通過提起公訴打擊虐待行為，有利于更全面更及時地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當然，這個“公訴”的含義還可以豐富一點，不僅可以從法律上明確公訴優先于自訴原則，還可以賦予公檢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優先介入的權力。例如加強公安機關對家庭成員間虐待行為的干預。在接到受害人、鄰居等報警后，公安機關不能以此類案件屬于自訴案件為由不予理睬，而應立即介入。待深入調查后，依據情節輕重定性虐待行為，該說服教育的說服教育，構成虐待罪的，建議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嚴格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最后，將虐待罪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后，還有必要構建合理的自訴與公訴銜接機制。例如面對舉證能力不足的受害人自訴后，法院及時通知檢察機關，借助專業力量收集證據，待檢察機關認定受害人確實受到不法侵害后，可將自訴轉為公訴，從而避免因自訴人自身能力不足而縱容犯罪現象。總之，多起兒童被虐待致死已經給世人敲響了警鐘，由于受害人實際自訴能力的限制，使虐待罪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虛設。從制度上確定司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先行介入的權力，進而更加充分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儼然十分必要。

鄧子慶（湖北職員）

關于“上調公務員工資”的建議近日引來熱議。7日，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楊士秋表示，公務員工資應該上漲，目前中央已責成有關部門調研。他同時表示，公務員的灰色收入也應通過一系列措施解決。

每次給公務員加薪的建議傳出，總會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彈。在公眾看來，這樣的建議非常不靠譜，甚至帶有挑釁的意味。當公務員考試成為最熱的考試，當公務員的待遇已經引起了羨慕嫉妒，當公務員的收入還可能包含不可預估的灰色地帶時，有人竟然把公務員群體歸為弱勢群體，想要給他們優先加薪，這種偏愛和偏見置廣大公眾的感受和利益于何處？難道，公務員群體真的要身嬌肉貴到集萬千寵愛于一身，才算得上沒有被虧待？

當然，建議給公務員加薪者也似乎有充分理由，他們看到了公務員辛苦的一面，看到了公務員群體基本工資一般，看到了公務員群體與其他收入更高群體的差距，所以，給公務員群體加薪既是對公務員群體個人價值的體現，也有助于高薪養廉，保證隊伍的穩定和純潔。雖然，他們看到的只是公務員的一面，但客觀地說，對于普通公務員來說，這一面幾乎就是他們的全部，他們在高房價、高物價的生活壓力下，的確可能比公眾想象得艱難。

既然建議加薪和反對加薪都有充分的理由，倒不如把給公務員加薪當成嚴肅的議題。對于建議加薪者來說，他們不能主題先行，情緒渲染，認為公務員的生活苦兮兮的，需要立刻加薪救急；對于反對加薪者來說，他們也不能不假思索，一反到底，認為公務員的生活已經養尊處優，沒有必要對他們投以任何關注。比這些情緒化反應更務實的態度應該是，去思考一些深層的問題：評價公務員群體收入的視角是什么？公務員群體加薪的前提是什么？繞開這兩個問題，關于公務員加薪不可能達成共識，更多時候，建議加薪反而害了公務員——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

首先，評價公務員群體收入的視角是什么？不是個人感受，也不是基本工資層面的簡單比較，而是公務員的超穩定狀態，以及官本位的社會背景與權力公開的實際程度。單看公務員的工資，他們可能不是高薪一族，但如果算上他們的福利，公務員職位就成為人們眼中的金飯碗。再加上國人心中的官本位情結，以及權力可能產生的實際影響力，公務員的收入就可能成為一個謎，至少有一些公務員的收入會成為一個謎。此時，簡單地說公務員群體收入高還是低，都不客觀，必須厘清的是，哪些收入是正常收入，哪些福利是正當的福利，哪些地帶可能存在灰色、黑色收入。

其次，公務員群體加薪的前提是什么？這需要做加法，就是基本工資有所提高。這也算是一種能力的體現。盡管一些人進入公務員隊伍可能是拼爹的結果，但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能夠在千軍萬馬的競爭中過獨木橋，本身就是一種能力的證明，他們可以選擇進入公務員隊伍，這個職業也應該給他們相應回報。這是市場規律的體現。但同時，也需要做減法，就是福利的減少與權力的制約，只有福利向權力看齊，權力被裝在籠子里，人們才會對公務員群體的收入脫敏。

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務員群體收入的公開透明、規范穩定，對公務員也是一種保護。對于那些遵紀守法、敬崗愛業的公務員來說，他們的收入水平可能真的只是看上去很美?？扇绻麤]有公開透明的跟進，他們就可能因為信息的不對稱，成為輿論情緒化反應的犧牲品。而另一些懂得權力運作者，也可能悶聲發大財，渾水摸魚。所以，不妨把公務員加薪當成嚴肅議題，想一想，如何規范公務員群體的收入情況，讓其更公開透明，更易于公開討論和被公眾接受。

乾羽（江蘇教師）

面對雷人提案，政府部門的答復態度不妨“差”一些，嚴厲一些。清楚明白地對雷人提案說不，也是杜絕此類提案的應然之舉。

“房價哪怕漲到1000萬一平米也是合理的”，這樣的提案有多少合理性？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副主任賴明證實，“政府部門對政協提案答復態度好，辦理效果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有的提案本身比較“雷人”或者太夸張，實際上沒有辦法操作。

賴明的回應道出了實情。態度好，體現的是政府部門對政協委員的尊重。提案辦理效果不好，固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提案含金量不高卻是最不能忽視的一個因素。在我們的印象中，每年兩會都會聽到那么幾個雷人提案，比如，嫌城市名字太土建議更名，建議增設新區以解決地方局處級干部升職難等等，很多人聽了直搖頭，就連賴明也直呼“離譜”。

這樣的雷人提案固然只是少數派，但很多時候，“雷點”成了輿論熱點，反而沖淡了對好提案以及怎樣提出好提案的關注。這就使我們很難對雷人提案等閑視之。

兩會是一個暢所欲言的民主平臺，是匯集眾智、共商國是的參政議政殿堂，代表委員“不沉默”只是底線，更要建真言、獻良策，為深化改革、改善民生提供思想資源和智力支持，這些都離不開提交高質量的提案。

雷人提案的問題在于不接地氣，沒有擊中現實中的真問題，沒有反映民眾的真需求，而且在操作性上先天不足，自然會被公眾吐槽，也讓相關部門不好處理。還有一些提案，雖然看著不雷人，但太過空洞、宏觀，同樣脫離了實際，一樣很難落實，發揮不了作用。

曾有代表委員總結出“履職三寶”：學習、調研、思考。說來說去，不外乎一個“實”字。把案頭工作做實了，才能不說外行話，不爆離譜言，才能交出現實可行的議案提案?！白蠲老茨_妹”劉麗曾因為聽不懂別人的議案而愁得瘦了10斤，通過學習鉆研，今年提交了關于秸稈利用、工會法修改和加強對基層代表培訓的建議。怎樣履職，是責任意識的試金石，也會影響參政議政的成效。

可見，面對雷人提案，政府部門的答復態度不妨“差”一些，嚴厲一些。清楚明白地對雷人提案說不，也是杜絕此類提案的應然之舉。

本報特約評論員 陸文江

至于民族自豪和文明自信的問題，確實值得認真討論。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不曾中斷，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特例，這也是我們自豪和自信的原因。

外交部長王毅全國兩會發布會首秀，談到辦好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三種“氣”：要有底氣，底氣來自于祖國的強盛；要有骨氣，骨氣來自于民族的自豪；同時還要大氣，大氣來自于文明的自信。

發布會上，王毅外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體現了這三種“氣”。比如：在談及中國周邊的一些問題和糾紛時，王毅說，“在涉及領土和主權的問題上，中國的立場堅定而明確：該是我們的，寸土必保；不是我們的，一分不要”。又如，在談到日本某些人搞歷史翻案，挑釁釣魚島中國主權，發表種種奇談怪論的問題時，王毅說，“至于有人將現在的中日關系與一戰前的英德關系相提并論，我想強調的是，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與其拿一戰前的德國來做文章，不如以二戰后的德國來做榜樣”。話講得鏗鏘有力，確實有氣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講究“氣”的概念。“氣”是生命的象征，在山西農村有個說法，“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功是中國特有的健身方式，注重呼吸吐納的內功，確也是一種有效的強體健身之術。在圍棋文化中也講究“氣”，氣長，則騰挪自如；氣短，則處處局促。

在近現代的中國，“氣”還被視為一種精神狀態，一種意志力。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曾以“鐵多氣少”形容美國。精神狀態和意志力，在人類的種種博弈中，確有很大的作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氣”也不能是某種虛渺的精神自洽，它要有物質支撐，要有“底”。中國外交的底氣足，是中國發展水平的體現。比如，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固然是因為有國際先例和許可，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在這一區域“看見”的能力。中國外交每走一步棋，背后都是有國力支撐的，一步一步，走得很穩，很有底氣。

至于民族自豪和文明自信的問題，確實值得認真討論。有人說，近代的民族屈辱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背后的精神動力，這應是一個基本事實。在這一屈辱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文化自卑，這也是事實。從較長時空上看，中華民族的形成，是融合的產物，中華文明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系統，吸納了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同時又保持了文明的主體性和延續性。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不曾中斷，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特例，這也是我們自豪和自信的原因。

本報特約評論員 黃晴

客觀看，讓代表們對財政預算報告更接近、更熟悉，僅有文本形式的圖文并茂還不夠。在財政預算報告的內容上，也有不小的細化空間。

審查預算報告是每年兩會的重頭戲，卻常常有代表表示看不懂。今年兩會，預算報告有了“輔助教材”——一本帶有漫畫及各種彩圖的《政府預算解讀（2014）》讀本。讀本近200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和財政部聯合編寫，旨在幫助代表們理解預算。這個新變化，拓寬了陽光財政的窗口。

審查并批準財政預算，是最高權力機關的核心權力之一。過去，由于財政預算專業性太強，且審查時間過短，影響了代表審查預算報告的積極性。全國人大代表葉青曾以“政府工作報告很豐滿，預算報告很骨感”來描述這一情況。

財政預算就是國家賬本，代表們若看不懂、無暇看，公共資金就可能從審查和監督的縫隙中流走，變為實現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私人賬。長期以來，三公經費透明度不高、年底突擊花錢屢禁不止等現象，從根源上講，都是財政預算把關不嚴的結果。讓陽光徹底透射到國家賬本中，僅靠事后監管總會有照不到的死角，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前置監督必須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政府預算解讀》作為“輔助教材”，還有助于提高代表們的參政素質。人大代表的產生注重不同地區和行業的代表性，不可能都是經濟行家。讓不同職業背景的代表都能參與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發揮監督作用，要求代表們具有更高的專業性，不斷提高其對預算報告的解讀能力，就是其中的重要環節。

客觀看，讓代表們對財政預算報告更接近、更熟悉，僅有文本形式的圖文并茂還不夠。在財政預算報告的內容上，也有不小的細化空間。僅僅列出公共財政使用單位和數額，而不列入用錢方向、額度、目標、出現變化后的管理方式等，代表們全面行使監督權的空間就不算充分?，F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少。盡管各級財政預算都經過人大審查批準，但在使用過程中，仍常常引發“錢去哪兒了”的質詢。這種情況反映了公共財政賬本仍顯粗糙。這就要求，財政預算報告不僅要進一步通俗化，還要進一步細化。否則，對公共財政實施全程監督就可能失去路徑。

此外，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給代表們審查財政預算報告留出更寬裕的時間。今年兩會，力推精簡節約之風，給不必要的形式主義瘦身，贏得一片贊賞。同時還要審視，會議進程是否還有可以優化的空間，讓代表們能夠更從容、更仔細地審查預算報告。公共財政預算，越是經得起細究，經得起拷問，就越能保持公共性。

國家賬本不能止步于文本意義上的“圖文并茂”，在其運作過程中，在每一頁，都應該“圖文并茂”。如此，才能打造真正的陽光財政。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

——深化改革看兩會③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語境中，經濟領域向市場、社會的放權，本質上是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回歸。

一項自我削權的改革，能成為本屆政府“開門第一件大事”，其意義自是非比尋常。簡政放權，正是從這樣的高度和視野，詮釋著現代治理的基本邏輯，蘊含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明晰思路。

過去一年，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城鎮新增就業1310萬人，一張張穩中有進的答卷上，寫滿了簡政放權的紅利?！跋蛏罨母镆獎恿Α?，動力從何而來？中央政府去年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416項，取消和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減輕企業負擔1500多億元……事實證明，簡政放權的力度有多大，職能轉變的速度有多快，市場和企業的活力就有多強。

在這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中，一個詞日益為公眾所熟知。“負面清單”，成為簡政放權的一個醒目標志。這一行政審批的管理模式，不僅從根本上為市場松綁、為企業減負，更體現了政府的法治思維：對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自由”；而對政府，“法無授權即禁止”。這種對法治的尊崇與遵守，這種“寬待市場，約束權力”的理念，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行政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擲地有聲的論斷，不正說明，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承擔著多重使命么？

除了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標，簡政放權同樣是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抗戰時期，《解放日報》刊發“精兵簡政”社論指出，簡政不是“簡陋”，也不是粗枝大葉的“簡略”，而是“建立正規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今天的簡政放權，同樣如此。簡政放權，不僅要取消和下放權力，還要創新和改善政府管理?！胺藕凸苁莾蓚€輪子，只有兩個輪子都做圓了，車才能跑起來?！闭ぷ鲌蟾鎻娬{，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限以后，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實現責任和權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監管同步到位，體現的正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要求：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當然，作為一項攻堅改革，作為一場自我革命，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簡政放權不會畢其功于一役。九三學社中央一份提案指出，近年來，與行政審批相伴而生的中介評估，存在項目不斷增設、費用日趨增加的態勢，如施工圖審圖費就比5年前增長近4倍，這在另一個方向上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一位省人大代表制作“行政審批長征圖”，顯示一個投資項目在當地從獲得土地到辦完手續，歷經30多個環節、要蓋上百個公章，最少需要272個審批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語境中，經濟領域向市場、社會的放權，本質上是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回歸。調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建設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運行與政治文明的自我完善，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

“兩只手命題”，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核心命題。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從“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只手”的關系不斷優化、作用更加明確。在未來改革征程上，讓“看不見的手”更有效，讓“看得見的手”更有為，我們必能更好地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現代政府，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現代中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一位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在審議時向全場展示了一張照片：一個基層社區一年來參加各種考核、評比的申報材料，堆起來有3.4米，比姚明還要高。他說，各種創建、考核、達標并不能說明工作真正做得好，一定要改革這種考評看重臺賬資料、上級說了算的模式。

關于各種考評，坊間風行著一些“順口溜”，例如“聯系工作電話線，布置工作傳真線，檢查工作公路線”，“來了就不走，非要喝老酒”主要形容上級考核走過場，不扎實，甚至混吃混喝，還比如“是是是，好好好，堅決不整改；對對對，做做做，堅決不執行”，主要諷刺一些地方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說一套，做一套。

這位代表所反映的“看重臺賬資料、上級說了算”，雖然表現形式不一樣，但本質上也是作風浮躁。

客觀上，基層工作做得怎么樣，需要上級進行考評，也是科學決策的必要途徑，但是如果只重形式，不抓實情，只會徒增基層負擔，無益決策完善?！吧厦嬉痪湓?，下面忙翻天”，上級部門多達幾十個，分管的項目更無以計數，而對基層來說，每個項目都要社區配備獨立的辦公室、成立工作小組、準備工作臺賬等，其中工作臺賬內容繁多，如此下去，工作人員只能扎身“咬文嚼字”，無暇為民謀事，老百姓嘴里的順口溜也會不斷“推陳出新”。

這種考評多如牛毛的怪現狀，就像一根“硬骨頭”，上級不愿放權，下級苦不堪言。要啃下來，先要做減法。近日，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過去一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有序實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而且今年還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從中可以看到政府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決心之大，各級政府和部門也應在簡政放權上繼續挖潛力，該取消的一律取消，市場化較充分的項目交給社會，無需宏觀統籌的權限交給基層。

其次，還要做加法，就是要在改革考評方式上下工夫，逐步杜絕類似“材料評比”的形式主義。就像這位來自基層的代表所言，政府考核基層工作，完全可以聘請專業的調查公司，直接給居民打電話、發問卷了解滿意度。這樣既可以減輕基層負擔，又可以更有效地科學決策，何樂而不為。

官員有沒有貪污腐敗，老百姓往往最先發現蛛絲馬跡。因此，中央巡視組去哪兒，有必要讓民眾充分知情，這樣才能廣泛集納老百姓的聲音，及時發現問題與報告問題。

去年來，中央巡視組先后分兩輪對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展開巡視。隨著各種問題被發現與查處，“老虎”“蒼蠅”紛紛落馬，反腐成果有目共睹，讓人拍手稱快。在這其中，巡視組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近日，云南省副省長沈培平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是十八大以來第22位被調查的省部級官員。據中央巡視組有關人士介紹:現在的成果大部分是第一輪巡視的，“今后還會不斷地出來”。

實踐表明，當前采取的巡視制度卓有成效，各巡視組很好地充當了“千里眼”角色，出色履行了自身職責。

反腐倡廉工作事關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不容有任何懈怠。只有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才能穩固執政基礎，取信于民。也要看到，腐敗現象就像病毒細菌一樣，往往藏身于不見陽光的地方，既不容易發現，也難以一針見效。因此，深入推動反腐倡廉工作，關鍵在善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建立健全長效監督機制。中央巡視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發現問題、反映問題與推動解決問題。換言之，中央巡視組就是中央推進反腐斗爭的先鋒部隊。

中央巡視組如何及時發現各種違紀違法問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指出，要密切聯系群眾，拓寬發現問題的渠道和途徑。如果說中央巡視組是“千里眼”，廣大民眾就是中央巡視組的“順風耳”。地方上的事，當地群眾最了解。官員有沒有貪污腐敗，老百姓往往最先發現蛛絲馬跡。因此，中央巡視組去哪兒，有必要讓民眾充分知情，這樣才能廣泛集納老百姓的聲音，及時發現問題與報告問題。

在這方面，此前已落實的如公布中央巡視組工作流程、聯系方式，以及向社會通報巡視情況等措施，都有利于增加公眾對中央巡視組的了解。不過，在一些公眾眼里，中央巡視組似乎還蒙上一層神秘面紗，讓人有所顧忌、不敢親近。例如，有人擔心，自己反映情況后，中央巡視組會不會重視，又會怎么處理相關問題。所以，今后還有必要加大中央巡視組的工作透明度，鼓勵公眾更加走近巡視組，積極反映情況、舉報問題。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取得公眾信賴與支持，就是中央巡視組順利完成工作的良好開端。要取得公眾信賴，就有必要從中央巡視組的工作機制入手，不斷完善程序制度，始終保持巡視組的獨立、公正地位。也就是說，要加強中央巡視組自身監督問題，切斷巡視組成員可能與巡視地方、單位發生的利益勾連。中央巡視組目前所取得的顯著成果，在于其地位相對超脫，沒有被腐敗分子拉下水。這一良好態勢，應從制度上加以穩固與保障。

本報特約評論員 顧昀

有心人專門作了統計，李克強總理在本屆人大會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一字出現了77次。無疑，“改革”一定是高頻詞。

記得一次研討會上，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改革得到多數人擁護，為什么還這么難？難道不是嗎？改革啟動之初，鄧小平就有一句名言，“殺出一條血路”；今天已到了全面深化改革階段，領導人又在反復強調，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改革似乎真的越來越像革命，像一場戰役。

其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轉型經濟學，就對這樣的問題非常感興趣：一個得到多數人認可的改革，為什么在現實中往往難以實施。當時的學者回答是：因為有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這種既得利益集團，人數可能占少數，但因其掌控著雄厚的資本與行政權力，因而非常強勢。所以，要使改革得以推進，必須沖破既得利益的藩籬。

上述解釋當然是正確的，但有些意猶未盡。晚近發展起的行為經濟學，有一條叫作“損失厭惡”的基本原理，則更明晰地解釋了此問題。

經濟學家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手里拿著一個硬幣，在街頭隨機攔下一個路人，問他愿不愿意參與拋硬幣的小游戲。如果硬幣是正面，他將獲得10美元；如果硬幣是反面，他將輸掉10美元。結果，拒絕參與小游戲的路人超過九成。

這是不符合標準經濟學理論的。因為該理論認為，人們決策是看預期收益大小。顯然，硬幣正反面的概率是一樣的，所以，應該有一半的路人愿意去碰碰運氣。但在實際生活中，情況正好相反。這表明，對普通人來說，對可能失去10美元的恐懼感，超過了可能獲得10美元帶來的滿足感。

經濟學家還設計了諸多類似實驗。最后，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同樣的損失給普通人帶來的痛苦，遠遠大于等量收益帶來的滿足感。正因此，在面對即將發生損失時，人們往往會為了避免損失的即時發生而選擇放棄遠期不確定性的哪怕是很大的收益，一些人甚至愿意選擇冒險。經濟學家把這一現象稱為“損失厭惡”。

進一步的實驗還表明，假定滿足感可以計量，如果某個體意外獲得1美元，他增加的滿足感為1的話；那么，讓他口袋里已有的錢意外損失1美元，給他帶來的心理損失在2.5至7.7之間。這就意味著，面對同樣的財富，如果還沒有到自己手中時，人們可能愿意用一分的努力來賺取；而如果這財富已經在自己手中，人們可能愿意用三分甚至七分的努力來保住它。這就是“損失厭惡”帶來的效應。

難怪猶太人有句俗語：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與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是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

了解了這一道理，我們應該就清楚，為什么打破既得利益如此困難。向既得利益開刀，就是要使既得利益者已經“穩拿”在自己手中的利益部分讓渡出來。此時，不僅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十分強勢，還因為“厭惡損失”的作用下，既得利益者會拿出比當初賺取財富更大的努力，來阻撓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被重新分配。而普通的改革者，因為是想爭取利益，其付出的努力程度，一般也就難以達到既得利益者阻撓再分配已有利益時努力的程度。

正因此，要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籬，改革者必須意志更加堅定。特別是，本身又是被改革對象，本身的既得利益面臨再分配時，非有壯士斷腕決心和背水一戰勇氣，的確是不行的。

也正是考慮到“損失厭惡”效應，在如何突破既得利益上，除了需要決心和勇氣之外，經濟學家們還有過這樣的忠告：

一是改革盡量從增量開始。因為增量改革，涉及到的是后續發展成果誰多得誰少得問題，而不是直接對已有財富的再分配，不是與“既得利益”硬碰硬，這樣做可使得矛盾與阻力最小化。去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就明確提出“從增量開始”，即在今后的分配格局中重點傾向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這是正確的。

二是對既得利益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既得利益者因為保守既得利益而串謀在一起。正因為保守既得利益力量會很強大，所以，要利用其階層中的裂痕來改變力量對比。

三是賦予改革以“意義”和明確的前景。無意義的財產損失，以及不明朗的預期，會放大“損失厭惡”效應。因此，為了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撓，特別是要說服其主動讓步，改革者要學會“講故事”。讓前者明白：當公平無法實現時，國家未來無法得到保證，既得利益者也將深受其害。因此，暫時讓渡部分既得利益，既體現了一種高尚的社會責任感，也是為了更長遠的更大利益。

盧周來（經濟學者）

有人說，兩會就是以中國式的民主，助力破解中國式的問題。試看今年兩會，議案提案聚焦各個領域的“硬骨頭”，新聞發布會直面衡陽破壞選舉案等熱點，政府工作報告坦陳8個方面的困難和問題，處處彰顯強烈的問題意識，釋放出堅定不移的改革信號。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改革的原動力。30多年前，“填飽肚子”的樸素愿望讓小崗村人按下了紅手印，掀起了席卷神州的包產到戶浪潮。而今天，消費者保障“舌尖安全”的迫切呼聲，催動完善監管的步伐。這樣不斷變幻的時代場景，恰如宋詩所寫，“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過一山攔?！?/p>

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正是“萬山圈子”般的問題時空，有思想障礙，也有利益藩籬；舊問題沒了，新問題又冒出來。如何突圍？怎樣突破？最關鍵者，還是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改革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突出問題導向。

“始終繃緊責任弦，多發現問題，多思考問題?！比珖舜蟠項钚闳A的履職感言，不也道出了改革者們不可缺失的問題自覺？憂患源于清醒，正視來自擔當，沒有責任的力量，就沒有問題意識的生長。

責任重于泰山。一心為公、夙夜在公，就會面對問題矛盾勇往直前、敢做敢當，敢于向沉疴積弊宣戰，敢于觸動那些堅固的“奶酪”。反之，私心作祟、患得患失，就會視問題為瘟疫、以解難為畏途。一些人慣于報喜不報憂的喜鵲做派，實行回避躲閃的鴕鳥政策，陷入“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撞鐘心態，不僅會錯失改革良機，更會把問題拖大拖炸。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說看不到問題是最大的問題，那么對問題沒招是最可怕的問題。增強問題意識，關鍵要有新的謀劃、新的舉措、新的進展。治理霧霾，亟須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形成聯防聯控的協作機制，才能重現藍天；縮短“審批長征圖”，需要政府自我革命，以透明的權力清單重塑“看得見的手”，才能激發社會活力。改革，最本質的要求就是創新。問題意識越是強烈，就越能感到思想解放的可貴，越能激蕩出創新求變的力量。

改革是全社會的事情，問題也是大家共同的問題。從民生補短板、兜底線，到單獨二胎政策，再到差別化落戶托舉的市民夢，兩會的議題，改革的謀劃，與個體幸福息息相關。民之所望，正是改革所向。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就能匯集起億萬人投身改革的磅礴力量。增強問題意識，不能偏離人民利益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

哲人有言，如果從肯定開始，必將以問題告終；如果從問題開始，必將以肯定結束。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這一矛盾運動其實永無止境。鄧小平同志曾經充滿信心地斷言：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F在，新一輪改革大潮已經起勢，把時代責任扛在肩上、用問題意識積聚力量，改革巨輪就能更自信地搏擊風浪，更有力地揚帆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