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印度藥”帶給我們什么啟示

中國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萬人，每年新增患者約為1.3萬人，胃腸間質瘤患者缺乏數據統計，但年發病率約為1/10萬-2/10萬人，高于前者。這些昔日被判為絕癥的病人，因為瑞士諾華研制成功的藥物-格列衛，從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續的希望。但在中國這種藥物一個月的服用費用是23500元，盡管諾華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措施，但一年7.2萬的費用對于絕大多數患者來說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好消息是，印度仿制的“格列衛”，其藥價僅有幾百最高不過一千余元。可在中國，這種藥卻被官方判定為“假藥”，患者無法合法購買，只能冒著買“假藥”的風險從海外代購。（1月25日環球時報）

同樣一款藥效基本相同的抗慢粒白血病藥，在印度為什么如何便宜，甚至便宜到每盒200元？源于印度政府對該藥品專利實施了強制許可，以保護患者利益為由允許其國內藥廠“仿制”。但“強制許可”仿制是一把雙刃劍，挽救了部分患者生命之時，對于其國內藥品研發、創新和專利保護其實是不利的。最終，影響的是專利合法利益的整體保護，對于世界專利市場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并無助于從根本上扶持和保護民族企業。

我國顯然無法做到像印度政府那樣對于他國“專利”的如此“蠻橫”與“隨意”。我國《專利法》中同樣規定了“強制許可”，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第五十條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制造并將其出口到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強制許可。但個體患者的“抗癌藥”很難與緊急狀態和非常情況掛鉤，少數患者究竟算不算公共利益，以及因此造成的對“藥品研發創新”的重大影響算不算公共利益，兩者之間哪個更“重”，仍值得探討。所以，單純從法律規定的角度考量，政府有關方面很難拿出完全恰當的理由無視他國尚在專利保護期的事實，對相關藥品進行“強制許可”。

另外，在專利保護期內的藥品實施強制許可，其負面代價沉重巨大。可以強制許可國外先進藥品，就可以不顧規則直接強制許可國內企業生產的藥品，可以強制許可藥品，就可以強制許可任何一個“專利產品”，這是市場希望得到的結果嗎？絕大多數公眾，恐怕也不樂意看到我國政府無視整體規則和企業利益之下的“野蠻”強制。

但我國對相關藥品不采取“強制許可”，并非不能妥善保護部分患者利益，也并不是說國內患者就吃不到像印度患者那樣的“便宜藥”。瑞士出口的格列衛，在中國香港的價格為17000，美國為13600，澳大利亞為10000左右，在日本16000，韓國約為3000元，在我國內地高達2萬余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層層加碼”、“藥品加成”等國內醫藥長期的積弊，應該從醫藥運營機制體制入手，剝離中間環節的巨大利潤，徹底鏟除黑色利益鏈條，“讓利”于消費者；二來，我國進口關稅整體較高也拉升了進口藥價，這需要有關方面盡快出臺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特殊的“救命藥”未必不能實施“零關稅”；其三，印度仿制的“格列衛”在印度合法，我國是不是可以從印度進口仿制藥？進口“合法”的仿制藥本身并不違法，即使出現“專利糾紛”也是印度的事情；其四，最關鍵的是應該盡快對個人“網購”藥品進行修法。法律應逐步允許公民個人郵購、網購他國的“合法藥品”，而不應簡單地以“假藥”進行打擊。只要公民個體從國外購買，不轉讓牟利而是個人服用，理論上法律就不應禁止。公民個體的生命權、健康權是自己的，某種意義上“想吃啥子就吃啥”、即使“不怕死”、想“自殺”關政府和法律什么事？只要真正“換個思路”、多管齊下、多措并舉，國內患者用上像印度患者那樣的“200元一盒的”抗癌藥并非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