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新聞更須抑制媒體冷暴力

8日上午，復旦投毒案二審維持死刑原判。二審判決后，案犯林森浩的父親被媒體追問，是否還會尋求黃洋家屬原諒時，一直摸著腦袋不做回應。他在媒體的逼問下，就地蹲下，雙手抱頭。

“復旦投毒案”自進入公眾視線以來，就一直在輿論場里熱度不減。從案發到一審、從一審到二審，我們總能看見媒體大軍長槍短炮相隨，總能看到這樣、那樣的表情特寫。在媒體輪番轟炸下，似乎這場兩個家庭的悲劇漸漸變成了一場媒體消費。這次，我們又看到了這樣的畫面：一堆媒體記者圍成了一個圈，讓林父這樣一個無辜的人陷入窘迫的境地。鏡頭“鮮活”地呈現出一個絕望父親的形象。

俗話說，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且不論林森浩投毒真相如何、死刑復核結果如何，但他的父母在此案中卻是無辜的。稍作換位思考，我們不難想見，案件發生之后，他們一定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因為他們不僅要為兒子的事四處奔走，而且還要在面對網友辱罵指責時，做到罵不還口。

誠然，這個圍成的圈展示了一些人的職業敏感，這樣的圖片和報道也確實具有新聞價值，但它未必就是好新聞。因為它踐踏了無辜者的私權，撕裂了新聞倫理。因為好新聞應有溫度，它一定不是一把刺向弱者的匕首。

當然，出現這種情況，責任并不全在記者，因為很多專業倫理，記者可能都懂。只不過，在一些因素的裹挾之下，這些常識都會被選擇性遺忘。如果所有的媒體都在拍這樣的圖片，你若沒拍，非但沒人會夸你，反而會有人詰問你因何錯過了這樣的鏡頭，甚至可能追究你失職。于是，很多人才會“舉著光鮮的有聞必報之旗，紅光滿面地把鏡頭對準了弱者”，而也正因為這樣做的人多了、久了，對錯的標準也就產生了錯位。

毫無疑問，新聞不等于有聞必錄。如果新聞踏著倫理去求奇求異，片面追求眼球效應，那么報道就會失去社會價值。新聞人要想贏得尊重，就不能把“獲取新聞”凌駕于一切之上。因為新聞人首先應該是一個人。因為一些新聞可以感動中國，而一些新聞卻可以讓人側目。全過程拍攝和報道一個人陷入一種極端情緒，確實可能會讓讀者感到震撼，可能會獲取圍觀效果，但是其中的冷血因子卻在向社會擴散。

新聞夢想理應建立在專業主義之上。從啟示層面來看，那些拍下記者們表現的圖片，或許更具新聞價值。這些“反面教材”也許能扭轉一些新聞機構的傳播意識。因為類似的事情并非首現，比如當年馬加爵被行刑后，有媒體就特意捕捉到了他母親和奶奶的眼淚。比如，在媒體輪番轟炸中，彼時就有媒體把藥家鑫說成官二代或富二代，甚至攻訐其家人。可在藥家鑫被執行死刑之后，這些消息都被證偽。再比如，當年周克華案后，有媒體去采訪其母，用很強調細節的語言描述老人得知兒子死訊時的神態。

毋庸贅言，在現代社會，人們已經離不開新聞，媒體也具備采訪權利，甚至可以說很多事都存在一種“媒體驅動”。但是，任何權利都應該對應著義務，恪守新聞倫理就是媒體的義務。一個溫暖的時代，必定也是一個媒體有溫度的時代。總之，熱新聞更須抑制媒體冷暴力，如果當媒體成為新聞里的反面主角，這樣的新聞無疑是令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