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早婚折射社會發展失衡困境

在云南金平縣,十幾歲的少男少女輟學結婚生子并不罕見,甚至有人生了幾個孩子仍未到法定婚齡。村民多認為,現在生活不錯,衣食無憂,不需要用知識改變命運。據悉,該縣政府稱一直在努力抑制早婚現象擴散,采取“控輟保學”措施,但處罰難操作。(12月1日《京華時報》)

在遠離公眾視線的偏遠農村地區,早婚現象死灰復燃,固然有部分農民家庭觀念、生育觀念陳舊的因素,也和當下農村青少年的發展困境密不可分。

早婚既和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有關,也和農業社會的家庭模式關聯——幾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式生活,不僅培育了家庭觀念,也鍛煉了家庭生活的能力。

從本質上看,早婚現象是農民出路單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結果。在教育資源失衡的格局下,那些難以通過高等教育改變命運的農家子弟,外出務工便成了不可回避的宿命。為了讓孩子早一點“收心”,同時也為了降低婚嫁成本,早婚在外人看來不可理解,男女雙方家長卻覺得是理所當然的理性選擇。

在階層固化、社會流動渠道狹小逼仄的當下,輟學打工成為許多農家子弟的人生軌跡。不是說農民現在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用知識來改變命運,而是在堅硬的現實面前,他們缺乏改變命運的信心和能力。

倘若農村青少年擁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機會,他們又怎么會過早地走上婚姻之路?早婚說到底是一種“揠苗助長”的過度社會化,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早婚現象不僅在貴州、云南等偏遠地區存在,在筆者老家所在的江漢平原,一些輟學打工的弟弟妹妹也早早地結婚生子。社會學實證研究證明,在子女“跳出農門”無望的背景下,早婚關系是代際關系變動的結果,即養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務,以便趁年輕力壯為自己積攢養老資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時,也通過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財富,代際之間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現。

早婚現象投射著社會變遷的集成影像,也和當下農村代際關系變化和農村青少年生存生態密不可分。減少早婚現象,“控輟保學”只是治標,促進教育均衡、提高教育改變命運的能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