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舌尖美味想到世界經濟

時下，《舌尖上的中國》正在熱播，再度引發關于中國飲食文化的熱議。

如果只是呆在國內，可能很難想象自己對中國飲食的熱愛程度。十多年前，我隨團到希臘訪問，在連續幾天面包、醬湯加烤肉后，我向領導小心翼翼地提出請求：“能否請假出去吃一次中餐？”領導非常為難道：“據我所知，整個雅典城就兩到三家中餐館，靠近市中心。價錢死貴且不說，從這里來回一趟外加用餐可能得兩小時以上。”我正垂頭喪氣走開，遇到一位同事，問怎么回事，我順口就說“想提前回國了”，結果換得一頓挖苦：“才幾天，好像闊別祖國幾年似的。”我辯解道：“我吃不慣這里的飯菜，我平時最愛吃農家小炒肉下米飯！我希望這里的中餐館像北京的麥當勞一樣多。”同事一陣爆笑。

后來，有出版社推薦一本書名為《吃遍世界看經濟》的書要我寫書評。作者榊原英資是一位因國際經濟事務經常出國而幾乎吃遍全世界的日本學者式官員。平常人至多可能會把“吃”作為一種文化，而我讀后才知道：飲食的后面，還能“品”出世界歷史尤其是世界經濟重心的變遷。

我原以為中國飯菜是一種適合中國人的“地域性飯菜”，而事實上，中國餐與法國餐和土耳其餐一起，是世界三大美食之一；而“中國餐”更是位列三大美食之首。究其原因，并非只是因為中國本土“大廚”們一代代努力嘗試做出美味的產物，而是因為至19世紀初期之前，中國作為世界上最開放最包容的經濟重心的一種結果。歷史上的漢、唐、宋、元、明以及清早期，中國都是世界經濟中心，加之中國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也因此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于是，南方的大米，北方的稗子、小米和大豆，西域的小麥以及制面技術、中南美洲的辣椒等等，都隨著南來北往的商人與官員交匯于中國，這使得中國菜采納了許多其他民族的飲食文化，因而適應了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們的口味。更有趣的是，也因為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要迎接來自于世界各國商人與官員，于是，中國在漢代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外用餐文化”以及最早的“餐館”。看來，不僅中國人愛中國飯菜，而且在世界史上，中國飯菜曾經是世界餐桌的中心！

麥當勞在中國的流行，有人認為是“快餐文化的入侵”，至多還認為這種“快餐文化”適應了當今社會的快節奏與高效率。而實際上，也是倚重于“經濟”這種“硬實力”。

西方快餐文化是美國“大規模標準化流水線”的“福特生產方式”產物，是一種“工業化飲食”。與中國傳統式飲食相比較，“食品工業化”對人類健康、環境與社會都造成了系統性傷害。比如，在有限的空間里飼養大量動物，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傳染病蔓延。為了防止疫病蔓延而使用農藥以及抗生素，這些物質被動物們攝取，然后又被食用這些動物的人們攝取，極大地損害了人類的健康。再比如，對牛、羊、雞、豬等動物的機械化集體屠殺，使得人們對生命越來越淡漠；而中國傳統式飲食方式中，“雖然有時也會宰食它們，但是就像宰殺寵物那樣，總有一種悲傷和虔誠的感情。”的確，在我小時候，我家養的大黑豬是我的親密伙伴，宰殺它時我全家人都很悲傷！

然而，就是這樣一種不健康的“快餐文化”，今天竟然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區高速擴散開來，其背后的深層動因就是因為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強勢！西方人為了擴展其貿易，甚至不惜使用堅船利炮，同時也把他們那種僅把“吃”當做一種生存與貿易手段而非“文化”的快餐推向了世界。所以，“麥當勞在中國的盛行”，更多是因為“麥當勞”所代表的全球實力最強的西方對東方的經濟征服。

如果世界從此就由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那種“難吃又不健康”的飲食一統天下，那未免太悲觀了吧。好在我們今天還能看到樂觀的未來：因為隨著中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中國飲食文化正重新返回世界餐桌的中心。比如就在法國巴黎，幾乎所有著名的旅游點上都增加了中文說明，中餐館之多應該不少于北京麥當勞的數量，且中餐館里一般都有辣椒炒肉。吃不慣西餐的中國人到歐洲，再也不會像我當年因為很難找到中餐館而郁悶了。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