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絕食決非個人之痛

去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程曜發現系官網發布的個人簡歷中未經其同意，就將部分涉及尚未公開發表的論文資料公開。隨后，程曜開始與學校溝通，但系方一直未撤下相關網頁。今年10月4日，程曜開始絕食抗議。近日，在收到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系務會的道歉郵件并撤下簡歷資料后，程曜停止了自己5天來的絕食抗議。(10月10日《新京報》)

程曜教授絕食，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尚未公開發表的論文資料被公開，影響了其正常科研活動；另一方面，也是對學校無視教師權益，屢次維權而不得的強烈不滿和無聲抗議。

程曜教授絕食之痛，決非是他個人之痛，再次將廣受詬病的大學行政化之弊逼得原形畢露。從表面上看，造成他絕食的原因是相關工作人員在審核和發布時存在失誤紕漏，但實質的原因是，長期以來高校行政化導向產生的對教授應有權利的漠視，套用一句流行話來說，是“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就像撤換更改簡歷這樣的小事，在一些行政服務人員的眼里也是“自己分內的權利”，自然要“用好用足”。這或許就是盡管程曜教授事先聲明“非本人同意，不得對簡歷內容擅自更改”，事后又多次向各級領導反映，卻一直得不到有效處理的原因所在吧。

大學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行政機構成為學校主導部門，大學內部的所有資源配置，無論是經費來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還是職稱評定、研究課題、教學方案，乃至住戶分配、后勤保障等，一律由行政官員主導的行政管理系統控制。這樣的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學內部的所有競爭，變成了對權力的爭奪或者向權力獻媚的競賽。在這種現實面前，不肯輕易向所謂權力低頭的程曜教授，最終只能采取絕食的手段與行政權力進行博弈。這種維權盡管只是個別極端事件，但足以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和警醒。

行文至此，筆者想起了一個發生在美國的故事。1950年，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也就是后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一次請該校著名物理學教授拉比作演講，拉比是194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艾森豪威爾在開場白中客氣地說“在眾多雇員里，你能夠獲得那么重要的獎項，學校以此為榮”。但是，拉比回敬說：“尊敬的校長，我是這個學校的教授，你才是學校的雇員。”拉比教授的話道出了這樣一個基本道理：包括大學校長在內的高校官員們雖有很大的領導權力，但從觀念上來看，他們和其他行政人員甚至后勤人員一樣，只是為教授和學生服務的。

大學的學術管理是一個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基礎上的制度。我們說的大學“去行政化”，并不是說不要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摒棄在管理和服務上本末倒置的錯位觀念，徹底拋棄官僚習氣，真正讓教師和學生成為大學的主體。拉比教授的回敬和程曜教授的絕食，其實都指向同一問題：現代大學是應當尊重學術研究還是看重行政力量？這個問題不解決，大學“去行政化”只能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