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挾“學生前途”抗體制是絕對的自私

“需要改變的不是我，而是這個制度本身。”李衛東表示。李是南開大學教授，亦是長江學者，因其阻止自己的博士生發表論文，以反抗教育體制的做法，引起輿論的關注。其對發表論文與學位掛鉤，深表反感，但，他是挾“學生前途”抗體制的。

結果是，他安然無恙，他的學生雖畢業，卻無緣學位。以往，一個人單挑體制，近乎被視為一種悲壯的行為。李教授儼然將學生的前途和利益，當成擲向體制的“炮彈”，將自己包裝成斗士，其學生則淪為炮灰。悲壯里沾染了太多的自私。

現行體制下，在核心刊物發論文，是博士們畢業的“必修課”。如，南開大學要求本校博士須在SCI或EI的索引源刊物，發表至少一篇論文。發表論文與學位掛鉤的“一刀切”，風行于各大高校。除卻對博士生水平檢驗，還夾帶了高校利益的“私貨”。

教師和碩士博士的論文數量，關乎學校的排名。于是，形成一種倒逼，學校為功利，發表論文成評價教師和學生的硬性指標，論文與教師的工資獎金掛鉤，與學生的學位和獎學金掛鉤。如此，學生的畢業權旁落到期刊編輯手中，滋生了“論文腐敗”的頑疾，拿錢買版面，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用論文“綁架”學位，顯然過于僵化，流露出體制積弊。如此體制固然是催生“學術超人”和“學術民工”的誘因。然，這牽扯到一個評價體系的問題。時下，中國教育的評價體系是量化的，對于博士來講，主要是發表論文的質量和數量。

顯然不能單純地以發表論文論英雄。但，除此之外，還有更讓人信服的指標嗎？有學者稱，“評價學生的能力有很多方面，如實驗能力、創新能力等”，難道寫論文不能體現出上述能力？若不能，又如何評判實驗和創新能力呢？

發表論文像高考一樣，弊端叢生，可又不能取消。在中國這個關系社會，一些需要自覺遵守的規則，處于被遺棄的境地。上文提到，在論文方面搞“一刀切”過于僵化、呆板和冷酷，退一步，如若沒有這個硬性指標，高校教師和博士們就會安心作學術？

在一個更好的考試方式或評價體系，被發明創造出之前，高考不可能被取消；一個更好的學術評價體系被開發出之前，發表論文還將是核心重點。有很多人喜歡拿美國與中國比，但必須清楚，兩國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氛圍不同，兩國的社會環境更不同，不只是體制的原因。

在現實語境下，若高校教師的收入與論文脫鉤，博士學位亦與論文脫鉤，有多少教師和博士愿意潛心學術？即便有這個硬性規定，仍然擋不住，高校教師和博士們，搞各種兼職，撈取各種外快。相對來講，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比其他方式更能證明一個人的學術能力。

不論是高考還是發表論文，似乎陷入一種窘境：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硬性規定太多、太死，埋沒了一些人；若太少或沒有，則會放縱一些人。每年高考，總是有很多人沖著高考制度扔板磚；每年碩士博士畢業，總是有很多人沖著論文制度“開炮”。

看著不順眼，可以罵兩句，可以去表現一個人的“英勇”，單挑體制。但，攔著學生不讓他們參加高考，攔著博士不讓他們發表論文，影響到他們的前途和利益，是極其錯誤的，再者，你也沒有這樣的權利。拿“學生前途”抗體制的李教授是絕對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