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內閣是一次異常艱難的出發。就內政而言，財政赤字惡性膨脹，已達G D P的229%；日元升值達史上最高水準，削弱了出口競爭力；而受制于經濟衰退和巨額財政赤字，震后復興的財源問題一籌莫展，執政黨正面臨不得不收回兩年前對選民承諾的公約，冒天下之大不韙重新檢討包括增稅在內的極端措施的嚴重抉擇。更有甚者，日本主權債務剛剛被美國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公司降格(從A a2降為A a3)；美副總統拜登在訪華之后“禮節性”訪日，只逗留一天，缺乏實質性成果……值此外交的空窗期，首相易位，不僅國民和國內輿論的視線“冷”，在國際社會似乎也未能喚起以往歷次政權更迭時那樣的關注。

作為過去在菅直人內閣中負責經濟事務的務實派，野田其人在外交安保領域的言動有限，姿態并不很清晰。但其職業軍人的家庭出身及經媒體曝光的有限材料表明，野田在“中道保守”的日本政治光譜中并非“異數”。例如，他被看成是“親美派”，主張行使集體自衛權；在歷史問題上，他認為“甲級戰犯并非是戰爭罪人”；在去年9月釣魚島撞船事件中，也曾持強硬立場。但另一方面，過去的經驗也表明，政治家個人的政治理念與標簽，與其上臺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未必是等號關系，除了政治家的性格、“卡理斯瑪”等個人因素外，其政策能有多大程度的展開還受制于彼時的國內外情勢及民調支持率、黨內力學關系等因素。因此，對野田其人的政治成色，大可不必過于警惕，甚至不妨持謹慎樂觀的期待。

令人擔心的，其實恰恰是外交安保以外的日本內政的狀況。震后復興、“核去核從”、財政重建、遏制日元升值等課題堆積如山，且一個比一個吃緊。可在這種情況下，一國首相的選舉，卻無法、也根本來不及展開充分的政策論戰便倉促上馬，其重蹈“行色匆匆”的覆轍可想而知。幾乎可以斷言，隨著5年來第6任首相的上臺，日本政治將再度進入新一輪的混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