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孤兒福利機構并不一定必須是官辦的，民間公益組織同樣可以承擔這方面的責任。但問題是，囿于現行民間組織的管理體制，這樣的民間公益機構實際上很難獲得合法身份

日前，山東聊城警方偵破的兩起重大販嬰團伙案相繼審理完畢。涉案人員受到懲處。然而，被解救出來的29名嬰兒，卻因為無法找到親生父母，仍舊只能繼續寄養在買主家里，等待未知的命運。

這一打拐結局，實際上意味著，29名被打拐解救的嬰兒，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解救”，他們被拐賣的境遇，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而對于哪些買主來說，更不啻是對其參與拐賣收購孩子行為的一種變相默認。誠如當地法律人士指出的，“很可能會造成‘收買孩子不會受處罰’的錯覺，鼓勵這種行為的發生”。

但是，如果因此便簡單指責“被拐嬰兒送回買家”的做法，顯然又有失厚道和公道。一方面，這些孩子面臨的“回家難”，確是一個客觀事實，也是警方無力改變的現實——許多孩子的被拐賣原本源自親生父母的“自生自賣”，幾乎不可能再找到親生父母；同時，民政機構也確實沒有能力收養這樣孩子。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現實環境下，“送回買家”雖然在道理上顯得荒謬，卻幾乎是唯一最可行的解決辦法。正像警方所說的，“購買孩子的家庭，一般都會真心對待孩子。相比福利院等民政救濟機構，這些家庭的環境更適合孩子的成長”。

一個無論在道德倫理還是法律規則上均顯荒謬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卻成了可行的做法。為什么會這樣？如果我們不懷疑上述基本道理倫理和法律規則本身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只能是我們的社會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

比如，孤兒收養管理方面的問題。為什么政府福利機構不能成為孤兒“更適合成長”的地方？這顯然與我國兒童福利機構的管理能力、素質、方式存在密切關系。其實，孤兒福利機構并不一定必須是官辦的，民間公益組織同樣可以承擔這方面的責任。但問題是，囿于現行民間組織的管理體制，這樣的民間公益機構實際上很難獲得合法身份。今年初，便有媒體報道過這樣一件事，曾經作為流浪兒童的29歲四川男子姜林，在重慶籌資成立了一家民間孤兒院，專門收留流浪乞討的兒童，但該孤兒院最終卻因“未經審批不合法”被無奈解散。

而從“適合孩子成長”的角度看，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孤兒院”其實都不是孤兒成長的最好地方，而最好的地方只能是“家庭”。但同樣麻煩的是，目前我國《收養法》所確立的孤兒家庭收養條件、程序都存在許多不足。如收養條件過于狹窄嚴苛，必須同時滿足“無子女、年滿35周歲”等諸多條件才能擁有收養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