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曝光的湖南耒陽礦征辦窩案，被新華視點定性為“一個集體貪腐的活樣本”。換句話說，這是公權腐敗從個人行為升級成單位集體行為的一個典型。

腐敗，被稱為政治癌癥。從個人貪污到集體貪污，可以說是政治癌癥惡化的一個表征。病情惡化，病因又在哪里？個人利用職權貪贓枉法，可以說是監管不力，約束不嚴。那么，一個集體可以公然地貪占公共利益以自肥，就并非僅是反貪工作的問題。在貪腐窩案現象的背后，是公共利益被分割殆盡，部門利益被最大程度地私人化。比貪腐升級更令人不安的，是地方公權力分肥機制的形成。

那么，耒陽地方是如何分肥的呢？以其礦征辦的貪腐窩案為例，或可管窺一斑。

分肥的前提，是大權獨攬。耒陽礦征辦，不過是一個科級事業單位，但掌管著該市煤炭資源稅費征管的大權。據報道，礦征辦在耒陽設有12座收費站，50多處收費點，主要針對運煤車輛征收相關稅費。耒陽產煤。這個礦征辦每年征收的稅費超過4億元，占到全市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人稱“第二財政局”。

按照常理，煤礦產煤、貨車運煤，與其他企業的生產和運輸一樣，向稅務部門按章繳稅即可。作為主要稅費來源，耒陽地方政府專設機構對煤炭予以專項征稽，大概是各地稅收監管的慣例，應該也有政策法規依據的吧。無論如何，礦征辦大權在握，油水自然豐厚。按耒陽民間的說法，“只要進了礦征辦，想不發財都很難”。

分肥的原則，是利益均沾。煤礦資源稅費這塊大肥肉，是按照層級來分割的。在最基層，收費站逢年過節通過私放煤車，大肆向運煤車輛收取“紅包”。所得錢款則三七開。七成由站內員工私分，三成則送給礦征辦的領導。第二層是礦征辦。礦征辦的領導也以各種名義截留、私分稅費款。按新聞報道的說法，主任辦公會成了“分贓會”。經過集體決策，從主任、副主任到中層干部按照職級不同領取不同額度的“獎金”。第三層，是礦征辦向外的利益輸送。礦征辦的主任以會搞關系聞名。礦征辦的職工和“臨時聘用人員”中有許多是耒陽市直各部門和鄉鎮領導的親屬子女。至于是否存在其他方式的利益勾連，則尚未見有報道。

由此，權力成為了分肥機制的核心，權力的層級成為分肥等差的依據。耒陽礦征辦的分贓，當然不是孤例。某些部委、國企利用權力或壟斷地位為自身謀私利的行為不是沒有被曝光過。按以往的說法，頂多是“行業不正之風”。現在將耒陽礦征辦的分贓視為腐敗行為，應該說是一個進步。

以權力為中心的分肥機制，是權力趨于自利的結果。這是權力的本性。如果沒有制衡，這種機制可以蔓延、復制，最終形成自利的系統。指望權力潔身自好、自我約束，是極不靠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