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最高法發布文件要求各級法院樹立“調解優先”理念。調解、和解和協調案件范圍從民事案件逐步擴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訴案件、輕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國家賠償案件和執行案件。

“調解優先”的提出，特別是調解案件的范圍從民事案件向行政案件、刑事自訴案件等的擴展，對法官而言是一種智識上的挑戰。其實，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我國法院推行的庭審方式改革中，就將民事訴訟中“調解為主”、“著重調解”原則修正為“自愿、合法調解”，現在，重提“調解優先”，凸顯了這一司法理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種理論的提出與如下背景是分不開的：在我國轉型期，社會利益多元化，權利意識的覺醒致使矛盾激增，需要司法能動地回應社會現實，盡快和大量地解決社會矛盾糾紛，避免當事人反復纏訴和上訪，需要法院能用調解一次性解決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孔子曾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也就是強調要盡量用調解來化解矛盾。建國后至今，調解在民事訴訟中也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在今天的司法實踐中，調解更是走向了刑事自訴、輕微刑事、刑事附帶民事等案件，例如2007年廣東東莞的兩級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提倡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并對作出經濟賠償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此后，河北、河南等多省市法院先后發文或者在實踐中，對刑事訴訟中的調解給予肯定。

調解在刑事等領域的適度擴張，對于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具有積極意義。對于輕微刑事案件的調解，使得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互相諒解，從而有利于雙方恢復信任，有利于所在社區的和諧。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提倡的“恢復性司法”，就是將調解運用于刑事司法領域，從深層次化解矛盾，修復受損社會關系。

但是，在民事訴訟中，“調解優先”引發的法官利用審判權強迫調解，以此來提高審結率、袒護一方，減少上訪甚至利用權力牟取私利的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最近，青島市中級法院原副院長劉青峰就在調解過程中，逼迫有理的一方當事人讓步，讓無理的一方獲利，從中收受賄賂，而被檢察機關查處。如果盲目地將“調解優先”大量推行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訴案件、輕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國家賠償案件和執行案件中，“強迫調解”則可能為禍更甚。因為，在行政案件、刑事案件中，公權力一方通常居于強勢地位，他們更有可能在調解中占盡優勢；而寬容的結果還可能使刑事被告人更加肆無忌憚地利用暴力來危害社會，這都是民事案件不可比擬的。

在東莞等地法院提出在刑事案件中適用調解原則后，網上爭議一片。 網民擔心，所謂的調解，可能是法官為了達到減輕被告人刑罰的目的，用審判權為后盾，用賠錢為誘餌，強迫受害人調解。所以，媒體與網民將這種原則簡化為“賠錢減刑”。另一個值得警惕的例證是，在趙作海案中，當地有關部門是在今年5月11日晚11時到第二天凌晨2時與趙作海進行調解，最后達成給予國家賠償65萬元。這雖然也符合“調解優先”的原則，但這種漏夜進行調解的方式，損害的只可能是正義，也很難得到當事人內心真正的滿意——事實上，趙作海在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就反悔了。

“調解優先”在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的擴張還面臨著法律上的障礙。事實上，為了避免政府與當事人進行協商而損害公共利益，法律明確規定，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而在刑事訴訟中，也沒有規定調解的原則，“調解優先”并非一個司法解釋所能確立。

總之，在“調解優先”擴展過程中，如何在促進社會和諧與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上進行平衡，防范強迫調解，是各級法院必須直面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