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遺憾的地方，除了其局限于一地的實驗性質，我認為，還有些細節需要落實。比如被豁免“無主管”的三類社會組織到底如何界定？我們無從知道具體規定。但僅從字面上判斷，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就不無重疊之處。再比如，由于缺乏具體的數據，我們無從知道該項改革以來有多少社團得到豁免而合法注冊，也無從知道這一數字在深圳社團總額中的比例，因此我們也無從判斷改革的潛在效益。再次，我無法理解只給予三類社團豁免的根據。對于其他依然被拒之門外的社團，這樣是否公平？于法于理，還值得推敲。

結社是人類社會的本性，也是憲法賦予我們的基本權利。社會力量的走向，是走向地下，還是走向良性互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管理思路和方法。深圳朝良好的方向邁出了步子，我們期待有更多、更扎實的跟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