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擴大內需，很多地方紛紛出臺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提出要保護民間資本投資合法權益，引導民間投融資行為規范發展等。

擴大內需時，才想起民間資本，雖然有點遲，至少還給了一席之地，也算是給民間資本一點安慰，但出臺的政策往往過于籠統，缺乏可操作性，恐怕還說不上對民間資本有充分的認識與足夠的重視。

令人尷尬的是，民間資本一直處于“偏房”位置，各地的民營企業現狀，很少是高附加值、高利潤的產業，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微利產業，如飲食業、零售業、傳統制造業等等，小打小鬧，難成氣候。近兩年來，由于受勞動力成本上升、融資困難、出口受阻、企業外部競爭激烈等不利因素影響，民間資本平均收益率逐漸降低，并出現收益邊際遞減的趨勢，民營企業的處境讓人憂心。

可以說，民間資本的困境，與政府的慣性思維有莫大關系。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對民間資本的潛力、動力缺乏有廣度、深度和系統性的分析與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其重要性與貢獻值，從而削弱了民間資本的競爭力；其次是“崇洋媚外”——不計成本地吸引外資，將引進外資的數量和規模作為政績的重要考核指標，其結果是將大量投資、賺錢的機會拱手讓給外資，本地民間資本則望洋興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