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聲是重慶萬盛區文廣新局的退休職工，王老漢與萬盛區房管所協議，每月領取補貼79.52元用于租房。由于這些錢不夠租房，王老漢只好寄居在渝北兩路親戚家。今年3月，房管所要求王老漢每月親自到萬盛領取補貼，所長稱這是集體研究決定的，但王老漢從渝北兩路到萬盛需花80多元車費。(9月21日《重慶晚報》)

發生在重慶的這則荒唐的新聞說明：一方面，在打造服務型政府的今天，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為民服務的人性化觀念是如此闕如；另一方面，在公民自我意識覺醒、“集體決定”祛魔的今天，一些政府工作人員骨子里仍舊固守著“有集體、無個人”意識。

打造服務型政府，更多地體現在招商引資中，而對于普通民眾，服務的意識和行動，往往慢半拍，甚至慢更多。比如，有地方因官員怠慢了招商引資的老板，地方最高官員就進行庸官整治，相反，盡管“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存在于多個政府部門，而且屢見不鮮，但鮮有上級領導為此震怒的。同樣，如果萬盛區房管所面對的不是要領補貼的王老漢，而是一個要投資此處的大老板，會不會讓對方花高于投資的成本呢？恐怕到時候，震怒的不是公眾，而是當地的領導了。

花80多元的路費，領70多元的補貼，活生生地將一個政府補貼，變成了一種權力刁難。完全可以通過轉賬等多種形式解決的問題，卻成了政府部門服務公民的一個荒唐現象，在這里，服務意識、服務思想不見蹤影，甚至變成嘲弄。

在一些人眼里，特別是官員眼里，“集體”仍舊是壓在孫悟空身上500年的五行山，成為肆意侵犯個人權益的借口，或者在問題出現時，讓一個虛化的“集體”為決策者個人責任埋單。

不知道萬盛區房管所在回應媒體采訪時所稱的“集體研究決定”，究竟是“集體決定就是正確的”意思的表達，還是為王老漢的遭遇推卸責任。但無論何種目的，都毫無道理。

就像“民主，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一樣，集體，也有很多罪惡假汝之名。多年來，“服從集體決定”、“服從××安排”，成了慣性口語。在這里，“集體”成了“政治正確”，不容置疑。在一個淹沒個人主體的“集體決定”里，不僅意味著侵蝕、犧牲個人利益，還會讓責任主體虛化。需要專斷時，將自己的決策上升到集體的高度；需要擔責時，則將自己的責任消解在集體的虛無里。盡管現在“集體”已經開始祛魔，但從重慶萬盛區房管所“集體研究決定”的回應看，“集體”返璞歸真，還有較遠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