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宏觀調控應注重理性供給管理

總量調控“需求管理”的任務和“簡單的抽緊(或放松)銀根方式”在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有其適用性。因為較充分的競爭機制和要素自由流動，往往自發消化了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在市場發育、健全程度尚遠遠不能與發達國家同日而語的情況下，“區別對待”調控模式應成為調控實踐中偏重的形態，無需實行“一刀切”的緊縮銀根來求得對物價的控制。

在我國，不論是出現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還是其迅速演變為流動性不足和通縮壓力，都存在某些領域明顯的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即結構性供需失衡。應運用政府財力和其他可用財力著重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

考慮到中國當前的特定國情和特定發展階段，宏觀調控應注重“供給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謂“供給管理”，與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邏輯地形成一對概念。后者強調的是從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已為一般人們所熟知。而前者則不然。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幾十年之后，“供給管理”強調稅收中性和減稅等“減少干預”、使經濟自身增加供給的原則。西方不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在注重總量調控而忽略結構調控上都是一致的。因為其大邏輯是結構問題可全由市場自發解決，所以政府調控上的“區別對待”便可忽略不提。但我們需要全面地觀察這些現象，深入認識借鑒別國的調控經驗并洞悉其實質，進而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之所以特別強調中國宏觀調控要注重和強化理性的供給管理，主要出自如下四層看法。

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

講總量調控當然首先要討論貨幣政策?！巴洸还芎螘r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弗利德曼式“經典表述”，實踐證明往往產生明顯的片面性，易使人們簡單地在觀察認知時，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于貨幣過多、通脹，進而又唯一地在對策方略上，把抽緊銀根作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與之相應，在經濟面臨通縮壓力的階段，則只考慮放松銀根)。如果具體考察一下我國2008年以來的物價上漲，可以發現確實帶有較明顯的“結構性物價上漲”特征(食品價格唱主角)。對于這種情況，必然引出的理論性分析解釋是，那一階段我國除可能存在銀根偏松帶來的漲價因素外，應存在著食品中少數龍頭產品“供不應求”、“成本推動”式的漲價因素，調控當局如能夠有針對性地著力于較快增加這些產品的有效供給，便有可能相應產生緩解物價上漲勢頭的調控效果，而無需全面實行“一刀切”的銀根緊縮來求得對物價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這種實證情況和相應的“區別對待”調控模式，在十分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其適用性，但出現概率較低。因為那里較充分的競爭機制和要素自由流動，往往已自發消化了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于是對于調控當局而言，便主要留下了總量調控“需求管理”的任務和“簡單的抽緊(或放松)銀根方式”。但在現階段的中國，作為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在市場發育、健全程度尚遠遠不能與發達國家同日而語的情況下，“區別對待”調控模式的適用性局面的出現概率便極高，甚至可以說往往會成為調控實踐中應偏重的主導形態。

中國需要特別注重結構性對策

在我國，不論是出現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還是其迅速演變為流動性不足和通縮壓力，都存在某些領域明顯的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即結構性的供需失衡。運用政府財力和其他可用財力著重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具有在經濟社會轉軌的“矛盾凸顯期”改進民生、消解矛盾并在“黃金(1359.50,-0.90,-0.07%)發展期”維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重大意義。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農村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和合理的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加快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需要在一定歷史時期投入天文數字的財力。面對新農村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的錢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事情還只能循序漸進、逐步去辦。

我國在爭取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公共產品和公益服務，亟待增加供給。如實行義務教育全面免費、建立城鎮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養老個人賬戶和在全國農村也實施“低保”制度；發展城鎮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護生態、治理污染以改進城鄉人居環境等等，莫不需要大量的資金，可用的錢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在逐步構建、健全的過程之中，還應繼續瞻前顧后適當充實戰略性的社?；鹨詰獙θ丝诶淆g化帶來的支付高峰、填補轉軌成本。

在我國“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堅持有所區別對待地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改進，便是通過“供給管理”加強了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這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的平衡狀態，只會有利于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脹和經濟過熱，而且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在中國的調控實踐中，這應該成為一大特色。

“供給管理”應進入長期視野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美國典型的“滯脹”情況看，有必要提及的一點，是政府的福利主義政策傾向引致發展活力削弱。這一經驗教訓，正要加速起飛的中國也有必要深思。我國現階段的總綱是構建和諧社會，特別需要關注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但也需注重在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福利增進過程中對“度”作出合理把握，積極穩妥地掌控好漸進過程。以為民生問題政府可以包攬，以為政府增收的財力可以不加區別地按平均主義方式分光，于是過早地提出不切實際的高要求、過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續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給我們帶來活力減退與滯脹風險，結果將有損于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

所以，以供給管理中的清醒設計、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點、漸次展開的民生改進，追求統籌協調、瞻前顧后的和諧增長，也是我國宏觀調控中供給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內容，要明確地擺在中長期的視野之中。

以經濟手段為主

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

進行結構優化調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十分注重通過經濟手段來調節。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作用會比較有限。比如說要節能降耗，到底什么樣的企業能在節能降耗中有競爭力，能夠站住腳，這要通過競爭才能知道。實際上，推進大量的結構優化事項，往往政府只需要給一個導向，再加上經濟杠桿的規范化設計，比如有一系列有針對性、體現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的稅收或者支持補助的優惠措施，而后讓企業自己在競爭中形成優化配置，通過市場來進行優勝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比如，在稅制方面，要達到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結構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資源稅、消費稅、環境稅的區別對待措施。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論是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資源要素的相對價格都應該上調，從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資源，節約使用初級產品，刺激各種主體千方百計地開發節能減耗的工藝、產品和技術。從長遠來看，這個經濟杠桿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