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左翼終于獲得巨大的發展契機”。

美共主席薩姆·韋伯認為，雖然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盡管包括美國共產黨在內的美國左翼力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并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但由于麥卡錫主義、冷戰思維、拒絕革新等原因，左翼力量處于美國政治的“邊緣地帶”，不是美國政治的一個決策者，不能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也無法像其他國家的許多左翼政黨那樣發揮作用，“它不是主角，它不能主導美國的政治方向”，但是，他相信，在這場金融危機面前，“過去不會重演。在新的政治圖景中，左翼力量有機會從美國政治的邊緣步入主流，從而有機會在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爭論中獲得話語權；有機會調動和影響千百萬美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美國]薩姆·韋伯：《美共：在變化的世界中求進步》，陳碩穎譯，《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期）

在法國，因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威脅，右翼政府的強權攻勢，以及對改良派社會黨的極度不滿，法國群眾的“左傾”趨勢愈來愈明顯，這使一個以法國激進左派政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為基礎、同時集合了其他激進左翼力量成分的“新反資本主義黨” 于2009年2月在巴黎市郊應勢而生。在短短幾個月內，“新反資本主義黨”在法國各地就成立了460個地方性委員會，吸引了9 000多人參加。該黨提出了“要對整個社會進行結構調整”的政治目標，還主張對主要的行業實行國有化，關閉證券交易所和利用本次資本主義危機來建立一種可以捍衛社會革命性變革的力量，以反對私有制，重建“更加民主”的社會主義未來。馬來西亞大馬社會主義黨的朱進佳認為，“這是法國左翼力量在野蠻與革命時代的重新出發，也將有助于歐洲以至世界各地激進左翼的發展”。（[馬來西亞]朱進佳：《法國左翼力量的重新出發》，“烏有之鄉”網站，2009年2月13日）

4. “中國模式將會改變世界”。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人們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連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曾斷言“美國模式優于任何發展模式”的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也加入了這種質疑人群的隊伍，2009年他在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也不得不承認：“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美國]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中央公論》2009年9月號）人們在質疑“美國模式”優越性的同時，對于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的“中國模式”則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據美國全球語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成為過去10年中的世界頭號新聞，其受關注度甚至超過了伊拉克戰爭和2001年“9·11”恐怖襲擊。在《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的作者約翰·奈斯比特這位被稱為擁有“魔力水晶球”的預言家看來，“中國模式”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正如他所說，“我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更好的，中國是一輛跑得更快、性能更好的車。在西方人看來，中國這輛車可能是很復雜的，或者是不符合他們駕駛觀念的車，他們在面對這輛車的時候可能有一點頭暈目眩，但是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說，我建議應該獲取新的發展模式。”（吳波、翁天兵：《奈斯比特：中國模式將會改變世界》，《廣州日報》2009年9月7日） “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無法抗拒”的誘惑力更是自不待言。有學者就認為，“中國經驗，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鮮活的榜樣、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現代化模式，更為它們發展與中國的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中國的經驗為縮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國’對世界格局的壟斷樹立了榜樣。”（轉引自《海外學者論“中國模式”》，《人民論壇》2008年第24期）金融危機后更加凸顯出“中國模式”對世界重大影響力的事實，甚至使西方媒體開始提出了“中國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對世界來說究竟是喜是憂？”這樣的問題。西方的一些政要其實早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前就已經開始意識到，如果中國要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構成威脅，那么這種威脅并非來自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等方面，而是來自于被忽視已久的“中國模式”。這種威脅不是中國力量本身，而是中國的發展經驗。（鄭永年：《“中國模式”概念的崛起》，新加坡《聯合早報》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