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王振中

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應反思理論上的誤導

當前探討改革收入分配問題，使我聯想起了30年前的類似理論探討。在改革開放前夕，于光遠先生等在全國組織發起了多次按勞分配的理論討論會，主流的意見是強調物質利益，一致反對平均主義。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探討收入分配問題的背景已經完全不同了。首先，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如此之大，收入分配機制如此不公，社會保障程度如此之差，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煩躁和不安。其次，國外研究機構對發達國家公務員工資的制定機制和差距的實證研究使我們某些號稱“人民公仆”的形象相形見絀。最后，國內外在爭論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問題時，北歐國家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小使人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究竟怎樣才算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注。

要想深入進行當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在3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必須深化理論研究。之所以長期以來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是與理論上的誤導有著密切的關系。有的學者根本就沒有讀過庫茲涅茨的原文，就盲目地宣揚什么倒U曲線假說，自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開始擴大但以后會自然縮小，從而在思想上解除了政府干預的功能。以致于現在還有人喜歡用中國處于轉型期這種說辭來自欺欺人，完全無視“馬太效應”的現實。

第二，必須加強制度建設。當前要改革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須要加強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其中包括工資薪酬申報制度和財產收入申報制度。試問，如果不清楚工資薪酬收入是多少，怎么可能有效地調節人們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如果不清楚人們的財產收入是多少，怎么可能有效地調節人們之間的財產收入差距？現在，許多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國財產性收入差距要遠遠大于工資性收入差距，因此，應該盡快地推出財產收入申報制度。不然，縮小收入差距就會落為空談。

第三，必須借鑒他國經驗。此次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的議題之一是中國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此我很感興趣。這很自然使我想到了日本的經驗。所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采用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而制定的，它制定了1961年~1970年度的發展計劃。結果到1970年度時，各項指標都超乎預想。例如國民收入原計劃增長2.7倍，實際增長了4.2倍；人均國民收入原計劃增長2.4倍，實際增長3.7倍。之所以效果明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正確處理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明確界定了政府的職能范圍和實施作用的領域，由此極大地調動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原計劃私人設備投資增長2.4倍，結果增長了7.8倍。這些發展經驗是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的。80多年前，孫中山先生曾經明確講過，中國的一句老話“知易行難”是不準確的，實際是“知難行易”。意思是說，你要了解清楚一件事物是很難的，而一旦了解清楚了，做起來就很容易。但今天我們在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是“知難行難”的困境?！爸y”的原因是懶惰，“行難”的原因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