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實

注意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四大問題

關于收入分配不公，這方面的很多現象和問題大家非常反感，甚至是義憤填膺的，這包括腐敗收入和灰色收入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它對老百姓帶來的心理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是這些收入對我們的收入差距擴大到底起多大作用？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根據我們做的一些模擬分析，發現它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大，比如說它與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相比，腐敗收入帶來的基尼系數的擴大要小得多，但是它產生的社會民眾的負面心理效應是非常大的，社會不良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首先要解決腐敗問題。這是因為腐敗帶來的腐敗收入，由腐敗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也就是說，消除腐敗對于平息老百姓的怨言和穩定社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然而，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上，我們都特別關注的腐敗問題，也采取了很多辦法，但效果始終不太明顯。這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有關系，不在政治體制上進行重大改革，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不斷蔓延的趨勢。

收入分配不公中另一個比較明顯的因素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問題。這個問題談得很多，很多人還是把它看作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而沒有把它認識為一個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一個收入分配不公的典型的例子。為什么這樣說呢？你看看其他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我們的城鄉收入差距這么大，我們最近剛做了一個中國和俄羅斯收入差距的比較的論文，中國的數據是2002年的，俄羅斯的數據是2003年的，看一下兩國的基尼系數，中國是0.44，俄羅斯是0.34。中國收入差距比俄羅斯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比俄羅斯大得多。不論從哪方面來說，中國的城鄉之間的過大收入差距沒有任何的正義性。我們都是走過來的人，我們都清楚中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和變化的過程。雖然，在過去幾年中，政府出臺了一些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惠農政策，但是從內容和力度上來說，還是不夠的。因為在過去60年中，我們虧欠農民的太多了，現在仍有不少不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制度和政策。因此，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不論對于縮小全社會的收入差距，還是對于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部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特別是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也是當前收入分配不公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在收入分配不公中還有一個問題，即個人收入流動性明顯降低。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們發現收入流動性還是比較高的，所謂比較高就是說那時候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在一個五年期間，不同階層的變動性還是比較大的。你如果看收入轉型矩陣的話，就比較容易看出來。然而，從90年代末開始，收入流動性出現了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窮人想成為富人的機會越來越少，收入階層的穩定性越來越大。而且，如果看一下不同代際之間的收入流動性，就會發現父輩的收入，父輩的人力資本，父輩的職業對子女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就出現了人們通常議論的“富二代”和“窮二代”的問題。最近幾年大家對這一點也都有所感覺。所以，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內的收入差距的問題，而且要解決長期內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收入分配不公中涉及到的第四個問題，是教育機會差異。而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富二代”和“窮二代”的問題。一些相關的研究表明，在過去30年中個人教育收入率是不斷上升的，這意味著不同學歷人群之間收入差距在擴大，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然而，隨著受教育機會差異下降，它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會逐漸減弱。可是，我們的實際情況是勞動力受教育機會的差異并沒有明顯下降，從90年代中期以來個人之間受教育年限的差別基本沒有縮小。更需要注意的是個人之間獲得人力資本質量的差別有擴大的趨勢，這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教育質量的差異。因此，為了解決收入分配中的貧富的代際傳遞問題，必須從實現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出發，既包括受教育年限上的公平，也包括受教育質量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