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去行政化”的漸行漸近，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坦言，在全社會都以行政級別作為評價標準的時候，取消高校行政級別將貶低教育，讓高校無法與社會“對接”。而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等在聲明“自己正在做思想準備”的同時也都表達了類似的憂慮。

平心而論，校長們說的是實情。在眼下中國這樣一個“官本位”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的社會里，一時間沒了官銜品級，自然是“找不到位置”。單純要知識分子以清高和傲骨對抗整個社會的流俗，確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源遠流長，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后遺癥不容小視。大學作為引領社會風氣之先的精神家園，理應對破除“官本位”承擔更多責任。而高校行政化對大學內部學術風氣、學術品格的損害更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大學自身要重建精神、健康發展，也必須破除行政化的堅冰。因此，無論存在怎樣的現實困難，大學去行政化的方向不應動搖，而且必須付出切實的行動努力。

然而，大學去行政化不僅僅是一個口號，也不能僅僅靠取消行政級別就簡單地“一去了之”。只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并能與外部社會順暢“對接”的高校管理制度，大學去行政化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這需要我們做出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在高校內部管理上去除過濃的行政化管理傾向，摸索建立一套新型的大學管理制度，讓真正的教育家辦校，讓真正有學術水平、學術能力，對學科建設有真知灼見的學者教授獲得更多的辦學話語權，讓大學遠離官場，大學發展才能真正回到學術化的軌道上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另一方面，去除行政化的高校如何與外部社會“對接”，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也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加以解決。比如，沒有了“副部級”、“正局級”官銜的大學管理者，在與政府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如何得到足夠的話語權？去行政化后的高校如何在一個行政化色彩依然濃重的社會里獲取所需的各種辦學資源？這不但需要大學管理者自身的素養和品格，也需要整個社會新的制度設計，才能在外部環境上保證大學去行政化的順利實現。

說得更遠一些，去行政化僅靠大學單兵突進是遠遠不夠的，要破除整個社會的“官本位”腐朽傾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有企業的去行政化更有理由、更有條件取得更大的突破和進展。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企業家靠他們創造的產品和利潤、教育家和高校靠他們的教育成果和學術成就，在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獲得自身的價值、地位，獲得為社會工作的更大空間，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社會局面，是我們寄予深望的發展方向。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無一例外都需要創新制度的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