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健全官員復出的法律規章制度

第一，健全和完善有關問責及復出的各種法律、規章和規定，增強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在黨和國家現有的法律、規章和規定中，要增加、增補官員復出的條文、條例，切忌語言表述籠統，增強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必要時制定《問責復出法》，使官員復出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公平、公正、嚴格、透明和可操作程序強的官員復出程序。公正的結果往往體現在公正的程序中，被問責的官員的“復出”必須依賴于建立公平、公正、規范化的復出程序。首先，要有推薦程序，必須由組織集體通過民主程序推薦，防止個別領導干部“任人惟親、任人惟近”，大搞“一言堂”；其次，對擬復出的人員要進行嚴格審核調查，看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中復出的條件，并從理念、道德、知識、能力、工作業績等方面來看其是否具有重新任用的價值，防止弄虛作假；再次，要有公示期，對擬復出的人員名單、擬復出的職位、復出的理由等都要在報紙、電視、網絡、政務公示欄、政務公開欄等媒介的顯要位置向民眾公示，并要持續一定的時間，以接受民眾的討論和質詢，以防止部門間的“官官相護”、“暗箱操作”；最后，要有一定的試用期和試用期后的考核，復出人員在新的崗位上試用期過后，要接受考核，對符合任用標準的正式任命使用，對不符合標準的要予以罷免，以防止缺乏“勝任力”的黨政干部繼續“為害一方”。

(三)完善官員復出的社會監督制約機制

權力一旦離開監督，必然導致異化。被問責官員違規復出就是權力逃避對社會責任和義務異化、濫用的結果，要防止在官員選拔任用復出上的腐敗，就要致力于完善良性的監督機制。

第一，增強監督意識。由于傳統文化中等級森嚴觀念的深遠影響，加之現實生活中各種權力腐敗現象的誤導，廣大民眾不能從內心深處認識到自己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更認識不到自己和公共權力間的關系，更多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草根情結”。只要公共權力的運作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其損害度在自己的容忍限度內，權力如何異化和濫用似乎都與己無關，監督、質疑權力似乎是遙遠且不可及的事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官員復出機制，必須普及“權由民授”的觀念，增強民眾的監督意識。一是大力普及“主權在民”的權利觀教育，使民眾意識到自己是監督權力運作的主體；二是要黨務、政務公開，保障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三是要積極發揮新聞、輿論、廣播、電視、網絡等媒介的作用，使社會監督便于操作。

第二，健全監督體制。在官員復出制度設計上，要健全和完善“警察巡邏式監督”和“消防員救火式監督”，并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首先，健全“警察巡邏式監督”，即官員復出的事前監督、過程監督和事后監督要連成一體，降低權力異化運作的道德風險。其次，強化“消防員救火式監督”，對出現問題的“復出”事件要嚴查、深挖、重辦、嚴懲，保證其告誡、警醒的作用。最后，要實現“警察巡邏式監督”和“消防員救火式監督”的有機結合。“警察巡邏式監督”能夠預防權力腐敗、規范權力運作、保障程序正義，“消防員救火式監督”注重權力運作后果的獎懲追究，二者要相互結合，有機地統一起來。另外，在監督操作程序上，要健全具體的實施細則，應容易把握和操作，避免大而空，流于形式。

第三，強化監督執行力。制度必須被信仰、貫徹、執行，否則就會形同虛設。很多時候，我們不是缺少監督制度，而是缺少對監督制度的有效執行。監督執行力就是監督機關全面有效地貫徹落實監督決策的能力。在對官員復出的監督上，要強化這種能力。一方面，認真、負責、如實地按照《監督法》去執行監督，各級黨委、人大、紀委、政府監察等部門要嚴格履行干部任用、選拔和復出中的監督工作，防止權力濫用、異化等用人腐敗現象的產生；另一方面，要及時向社會反饋監督結果，對出現違規選拔、任用、復出的現象予以制止、糾正，實現用人制度的法治化。

(四)革除傳統官本位吏治文化的影響，嚴防官員復出中的用人腐敗

首先，加強主流的行政倫理和官風建設，擺脫傳統行政文化的束縛。必須通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設，解決好權力觀問題和“人治”觀念問題，破除“官本位”思想。政府應通過多種形式的學習活動來教育官員，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責任意識。其次，積極探索干部身份終身制的改革，努力構建良性的組織人事制度，形成一種官員能上能下、能進能退的充滿活力的激勵約束機制。再次，杜絕官員復出過程中出現的“任人惟親、任人惟近”的腐敗現象，要防止不符合復出要求的“庸官”、“劣吏”重新獲得職位和權力，確保復出官員是符合條件及黨和國家的實際需要的。最后，嚴厲打擊各種形式的官官相護的“權力聯盟”，對那些為了個人利益、部門利益、小集體利益、地方利益讓官員違規復出的，一定要認真查處，嚴厲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