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來了”

“當意氣風發的毛澤東在1949年發表他著名的演講，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后，他的助手向地處紐約的年輕的聯合國發了一封電報，要求聯合國驅逐由蔣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國政府……而今天，聯合國要接受一個來自新地區的代表團：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1月8日，《時代》的封面文章這樣寫道。從1949年到1971年，中國用了22年時間才重返聯合國，最終“入會”卻充滿了戲劇性。

“在北京的大使歡慶宴會上，周恩來從一桌走到另一桌，頻頻握手，頻頻高舉他那盛滿了烈性茅臺的酒杯來慶祝，他說：‘沒有想到投票結果會是這樣，但是我當然很高興。’”的確，中國重返聯合國連中國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因為提案是由地中海岸的兩個小國家阿爾巴利亞和阿爾及利亞提出的，表決前中國沒有派一個人去聯大“活動”，表決時中國沒有代表在場。然而，這并不表示中國是“無心插柳”，她為爭取在聯合國的“名分”已經做了20多年的努力。128個聯合國會員國中有76個國家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只有17票反對，這不是中國“突擊”的結果，而是政策正確和平時努力水到渠成。《時代》記者歸功于周恩來。周恩來去世后緬甸總理吳奈溫的悼詞也許說得更明白：“世界大國中，特別是超級大國中，若能出現更多像周恩來總理那樣能給予同情和諒解精神的領導人，這個世界該多么好啊！”

“這一投票的結果也同樣預示著美國的失敗，而且幾乎是致命的。美國失去了大部分利益，因為它想達成的結果永遠地失去了實現的機會。”1971年，形勢對中國越來越有利，連一心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美國也覺得“山高難遮日”了。這時，美國又玩新花樣，炮制了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案”，即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同時保留“中華民國”的代表權。這其實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堅決反對。在26屆聯大召開之前，周恩來在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就明確表示：“如果聯大會議通過贊成我們的合法席位，同時驅逐臺灣，當然我們對此要進行考慮。”周恩來不但絕不容許“中華民國”的代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一起坐在聯合國大廈里，也絕不贊同美國與臺灣保持官方關系。聯大投票結果出來后，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對周恩來說希望能在紐約見到他，周恩來的反應強烈而堅決：“絕不可能！絕不可能！只要臺灣大使館還在華盛頓，你就絕不會在美國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