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搞清楚赫魯曉夫下臺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因為他搞壞了中蘇關系？二是確定1965年的各國共產黨會議還開不開――該會議準備將中國“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為顧全大局，周恩來在接下來的3天會談中主動拋開宴會風波，詢問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勃列日涅夫表示，赫魯曉夫下臺是由于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而不是因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失望之下，周恩來進一步試探地問，召開各國共產黨會議是赫魯曉夫的意思，既然他已經下臺，那么這個會可否不開。勃列日涅夫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含糊其詞地說蘇共20大以來的路線和綱領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而是集體制定的正確路線，新的蘇聯領導層將繼續執行，他個人無力改變。

話說到這個地步，會談已經難以進行下去，同時周恩來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馬林諾夫斯基在宴會上的表現第二天就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有報道稱：“據蘇聯元帥說，蘇共中央已經與中共中央達成協議，要趕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另一方面，蘇聯也在施放謠言，離間中國領導層，并“舉例”說周恩來對毛澤東執行的路線表示懷疑，認為毛澤東在向赫魯曉夫挑戰，這削弱了世界共產主義統一戰線，還損害了中國在亞洲國家中的威信。

對于這次中蘇沖突，《時代》記者顯然偏袒蘇聯：“莫斯科統治下的這個西方共產主義帝國在軍備、工業潛力、生活水平以及教育方面要更強大一些。北京統治下的東方共產主義帝國則在人口上多得多，作為一股革命力量，它的缺點正好給了它優勢：短缺讓它變得更加剛毅；對好生活的羨慕讓它變得更加兇猛；沒有什么可以失去則讓它變得更容易冒險。對于壓倒西方世界力量，莫斯科的評價聽起來更加實際；而北京堅持西方國家不過是紙老虎的主張，則顯得更加狂熱……”俄國有句諺語：“羅馬是第一個羅馬，拜占庭是第二個羅馬，莫斯科是第三個羅馬，永遠不會有第四個羅馬。”《時代》的這篇封面文章題為《眾多羅馬的時代》，它認為“北京正在試圖成為第四個羅馬”。在《時代》記者眼中，中國似乎是“不自量力”，記者開心地看到中蘇關系的傷口沒能愈合，他當然還想看到中國內部進一步分裂。

11月13日，中共代表團提前回到北京。很少到機場車站迎送的毛澤東出現在機場，還送給周恩來一大束百合花。這無疑在向全世界說：我們是團結一致的，你們的離間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