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記者對中國的全盤否定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經濟：“中國的經濟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權后就陷入了混亂，現在正承受著戰爭負擔的壓迫”，在農村，“農民剛從地主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又要面對政府更沉重的賦稅”，在城市，“拒絕合營的商人被邀請到司令部，10多個小時沒有食物、沒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領悟”。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農村主要實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農民獲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整體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成功的。

《時代》記者戴著有色眼鏡下了結論：“朝鮮戰爭對于中國來說已被證實是一個昂貴的冒險”，并預言“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在朝鮮堅持下去，他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做到的。可代價是：中國人民會承受更多的痛苦。”這大有勸中國“懸崖勒馬”之意。

“紅色中國的周恩來”

1954年5月10日的《時代》封面上，周恩來身后的柵欄里關著一條“張牙舞爪”和“目露兇光”的青龍，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這期雜志出版時正值朝鮮戰爭后的日內瓦會議期間，就不難理解《時代》記者對中國的“仇恨”與“恐懼”，散布“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了。

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是協商解決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亞洲較量結果進行評估和判定。會議自4月27日開始，7月21日結束，歷時近3個月。當《時代》記者寫完這期雜志的封面文章時，會議只不過邁開了一小步，還沒有談出什么結果，但記者已經感覺到了中國的崛起：“這4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同行們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僵持住了朝鮮戰場上這個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軍事力量，他們已經取代了俄國成為了北朝鮮的占領者。他們能夠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國人流血就可以武裝和指揮一場印度支那戰爭。這戰爭或許可以讓共產主義徹底奪取整個東南亞。他們威嚇到了曾經偉大的法蘭西民族，讓他們渴望一個可恥的投降；他們輕蔑地甩開了曾經強大的英國伸出來的手；他們命令美國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美國當然不想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這就決定了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便不是積極的破壞者，也是消極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