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祼官”是為消除官場“負能量”

五、“裸官”輿情的前世今生

2008年：“裸官”話題風生水起

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觀察，“裸官”一詞誕生于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對于這種現象自民間到各級政府再到中央高層的漸次重視正與中國的反腐進程互相映照、息息相關。2008年7月3日，一篇《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文章開始在網上廣泛傳播。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安徽省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文章中稱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案為“裸官”腐敗的代表。

龐家鈺，曾歷任寶雞市政府秘書長、市長、市委書記等職。早在2002年初他便悄悄給妻子和女兒辦了移民加拿大的各種手續。年底妻女移居加拿大。此后龐家鈺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收受賄賂，再用各種方式將資產“暗度陳倉”到國外，2008年6月28日，龐家鈺以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這篇文章發表后受到包括人民網、新華網在內的眾多主流新聞網站的首頁推薦和廣泛轉載，隨后的“裸體做官”也成為了一個至今長盛不衰的與貪官相關的社會熱門話題。

在以網絡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場上，人們對媒體報道中和網絡上的此類官員充斥著一邊倒的譴責與憎惡之情，對大多數網民而言，“裸官”已成為網絡上跟政府官員們相關的最具負能量的一個詞匯，網民們質疑，中國國內的眾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裸官”們如何還能繼續為官為民謀幸福，認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進步最大的隱患。而裸官即貪官的觀點也已成為絕大多數網民的基本共識。

而在官方方輿論場上，在有網絡之前的長期以來，對于“裸官”們的提拔任用問題卻一直是著墨不多。雖有地方零星的限制規定，比如，2006年修改后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明確規定“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及有關情況應當報告”。2009年11月廣東省深圳市最先出臺規定：“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但畢竟這是個別地方的規定，其實施范圍和效力有限。而且由于缺乏配套措施，這些措施一直未能形成全國性制度合力。可以說，官方在此問題上的明確聲音一直沒有成為輿論場上的主流聲音。

2010年：監管“裸官”首次成為反腐工作重點

2010年成為中國反腐的又一高潮期。當年2月，剛剛成立3年的國家預防腐敗局發布的《2010年工作要點》中，監管“裸官”首次作為工作重點被提出。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

而到了2012年1月4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更是全票通過《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一條就是：“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2013年：加強治理“裸官”問題進入中紀委工作報告

2013年2月25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王岐山在報告中指出，要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贓力度。他同時強調要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他同時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作風如何，對黨風政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具有重要影響。中央反腐部門的表態引發國內外各方輿論的強烈反響，以網絡媒體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對來自官方輿論場的中央治理“裸官”問題的決心交口稱贊和堅決支持，與此同時，人們對中央治理貪腐能否最終落實仍然存在較大疑慮，網民們認為中國的反腐監督機構已經夠多了，在治理“裸官”問題上應力避空談痛下反腐決心并大力推進相關配套制度的出臺。而十八大以來，中紀委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一輪又一輪“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風暴也引來民間輿論場上越來越多的掌聲。

2014年：中央地方整治“裸官”形成合力

2014年以來，相關輿情繼續出現逐步升溫態勢。

（1）中央規定“裸官”不列入考察對象

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明確6種情形人員不列入考察對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官”。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接受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采訪，就《干部任用條例》的修訂和貫徹落實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迎來各方輿論的一致好評。有分析人士指，新規對“裸官”不列入考察對象傳遞出中共高層進一步加強“裸官”監管的清晰信號，成為反腐端口再次前移的重要一步。媒體和網絡上的主流輿論認為，“裸官”已日益成為貪腐的高危人群。限制其升遷才能更好地保證公權力的潔凈與安全。新《條例》提出了更為明確嚴格的要求，展現了中央要把要把“裸官”“跑官”“病官”徹底從干部選拔任用中剔除出去的決心。該《條例》也被看作是干部任用制度實施12年來迎來的最大改變。與此同時也有評論指出，對于“裸官”不僅僅要限制升遷，更要加強監管，嚴防其蛻變為貪官甚至畏罪外逃。

2014年全國兩會前夕，“裸官”話題輿情熱度再次升溫，而與此相關的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也再度成為全國兩會上的一大熱點話題。

（2）廣東強力治“裸官”，各地響應

2014年5月29日，廣東強力治“裸官”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報》，6月6日，廣東省委向社會通報了關于對中央第八巡視組反饋意見的整改情況，表示已基本完成全省“裸官”任職調整工作，對866名“裸官”作出了崗位調整處理。再次引發相關輿情出現多輪輿論關注熱潮。而隨后的輿論焦點也轉入了對整治裸官問題的深入思考，輿論認為，廣東的治理“裸官”工作令人看到了新的成效和實質性的推進。輿論呼吁調整“裸官”崗位應在全國推而廣之。與此同時，要杜絕“裸官”現象最終仍需堅持切實可行、執行得力的制度和監管同時發力，堅決消除“裸官”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滋生空間。光明網評論《廣東提供了調整“裸官”的方法論》更是指出，干部個人事項申報、官員財產公開和不動產登記制度這些基礎性制度的成型才能才能編織成“不能腐的防范機制”。

有媒體報道稱，今年上半年中組部下發的新的管理辦法重新定義“裸官”概念并首次明確5類重點崗位“裸官”需清理。而近期至少有10多個省份啟動了對基層裸官數量的摸底。7月16日起，今年第二輪巡視就已提上日程。在2014年中央第二輪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求，此輪巡視要重點發現買官賣官、帶病提拔、超編制配備干部和“裸官”等問題。

（3）中組部文件明確清理“裸官”

7月1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情況通報《中央第九巡視組向福建省反饋巡視情況》再次明確提到“裸官”問題，稱福建省廳處級領導干部“裸官”較多的消息引發各方輿論強烈關注。

據中組部今年出臺的《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五類崗位裸官需清理。

1.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領導成員崗位，上列機關的工作部門或者機關內設機構負責人崗位；

2.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含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正職領導人員、事業單位主要負責人崗位，及其掌握重大商業機密或其他重大機密的領導班子成員和中層領導人員崗位；

3.涉及軍事、外交、公安、國家安全、國防科技工業、機要、組織人事等部門中的重要崗位；

4.掌握國家安全事項，以及發展和改革、財政、金融監管等重大經濟或科技安全事項等方面的工作崗位；

5.其他不適合由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的崗位。

隨后的7月15日，有媒體報道稱，一場聲勢浩大的清理裸官運動正在全國展開。當天各類媒體對“裸官”話題的熱烈討論帶動相關輿情再次升溫并成為當日的一大輿情熱點。

六、輿情點評

從2008年，“裸官”話題的風生水起，到隨后相關輿情的步步升溫，“裸官”也經歷了由民間輿論場為主導，2010年后逐步過渡到官方輿論場為主導，以中紀委表態、中組部發文件為代表的官方輿論場的日益壯大，中央對“裸官”問題重視程度的逐步加深。 輿論普遍認為，“裸官”的存在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風險，增加“國家治理”的難度。

輿論認為，對“裸官”的規制已經從黨紀黨規轉入立法軌道，讓預防腐敗的議題走向法制化。而要想“裸官”問題獲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國家層面的強有力的反腐敗法律出臺。對此有評論指出，“裸官”的真正問題是政治倫理問題，“裸官”的形成、制度的滯后均源自中國官場政治倫理的滯后。美國憲法要求總統和國會議員必須為“合眾國公民”且有年限要求；鑒于政治、文化和習俗差異，中國對中下級“國家工作人員”的任職資格一般都要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中國“國家工作人員”配偶或子女移居海外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忠誠度下降的表現，它直接影響到普通公眾對政權的信心。

與此同時也有評論認為，“裸官”的形成原因復雜，部分“裸官”官員的配偶或子女確有正常理由移居國外，比如正常出國、就業、升學等。此類“裸官”的形成于多年前對官員管理和任職上的“疏漏”有關，也與國際交流頻繁有關，屬于“無心之失”，有值得理解和寬容的因素，對“裸官”問題區別對待，不枉不縱才是最理性的處理方式。而除了政府內部的規范之外，讓“裸官”曬在陽光下接受社會監督尤顯重要，“裸官”也最為忌憚。確保官員在有效監督的條件下使用權力，無論是“裸官”還是不“裸”的官員都不能無所顧忌地濫用權力，也就沒有了利益尋租的腐敗空間。這一點對于未來的“裸官”治理恐怕更為關鍵，也是指向裸官制度化監管的必由之路。

自2009年以來，廣東省歷經多輪主要領導職務變換而持之以恒的治理“裸官”工作令公眾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工作新的成效和實質性的推進。而輿論關于調整“裸官”崗位應在全國推而廣之的呼吁也正在一步步成為現實。一場清理“裸官”的全國性大動作也正在陸續展開。各界輿論對“裸官”話題的熱烈討論也仍然在如火如荼地持續進行中。而“裸官”問題背后暴露出來的制度缺漏也正在被逐步完善，在扶正抑邪的官民良性互動之中，中國社會前進的腳步正在越來越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