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領袖到底是誰？

四大領袖的一大特點，就是“和而不同”

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你與《新青年》有不可分的關系，以后我們決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合起來……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這里，李大釗指出了兩點，一是他們“顏色相同”，一是“許多主張不同”。這集中反映在四大領袖的關系中。

所謂“顏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都爭取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平等。這一愛國主義信念，把他們團結在一起，構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他們相互間組成了一個優勢互補的有機整體，誰也離不開誰。單有蔡元培不會有新文化運動；同樣，單有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也不會有新文化運動。蔡元培為陳、胡、李等提供了北大這樣一個大平臺，使他們有機會有條件發揮各自的聰明才干；而沒有陳、胡、李對蔡的眾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輝煌的歷史成就。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甘愿冒風險去保護朋友、援救朋友。他們之間的真誠友誼與他們的歷史功績一樣，值得大書特書。然而他們四人的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當然不同，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當然也有極大差別。而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一些矛盾逐漸顯露，分歧也越來越多。這便出現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分化，出現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然而這一論戰的性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被夸大了。現在，學術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識，即認為這一爭論不是敵我性質的問題，而是統一戰線內部的路線、道路、思想之爭。

四大領袖之所以長期不被承認，有歷史方法與歷史觀點方面的原因

一是對五四運動的歷史不夠全面了解。五四運動分前期與后期兩個發展階段。前期是新文化運動，后期是五四愛國運動。前期是民主主義運動，后期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愛國運動的準備階段，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也就不可能有五四愛國運動。五四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發展。在新文化運動中，主要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蔡元培、胡適甚至陳獨秀、李大釗都屬這一類型。但隨著新文化運動轉入五四愛國政治運動，隨著社會主義的傳播與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無產階級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我們今天所以在“五四”領袖問題上產生分歧或有模糊認識，主要是未能把五四運動的兩個發展階段嚴格區分開。以五四愛國政治運動代替整個五四運動，擠掉了新文化運動，從而只承認李大釗、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領袖，而否認蔡元培、胡適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袖。這種割斷五四運動歷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錯誤歷史結論。

一是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以其晚期的歷史問題否定其前期的功績，否定胡適、陳獨秀為五四運動領袖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否定胡適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了四年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做了國民黨的官。其實胡適一生主要還是文人，從事文化學術工作，做國民黨的官時間較短。何況他做國民黨的官恰逢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做大使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傳中國抗日業績，為抗日戰爭作出了一定貢獻。這不僅不是過反而有功。陳獨秀的問題比較復雜，突出的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與“托派”問題。陳當然有錯誤，但這些問題又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左”傾機會主義攪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錯誤的替罪羊，成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重要打擊對象。總之，對個人歷史問題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與評定，對其一生的評價，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采用減法，用錯誤去抵消功績，或用功績去抵消錯誤。陳、胡問題，用后來的歷史問題去抵消其在五四運動中的偉大貢獻與歷史地位是不科學、不可取的。

一是把歷史問題政治化。在極左思潮與“唯階級斗爭史觀”盛行的時期，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甚至民主主義，都成了反對與打擊的對象。蔡元培、胡適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怎么會承認其為五四運動領袖呢？在極左思潮下，歷史被當作階級斗爭工具，強調歷史要為現實政治服務。于是，歷史就只講革命性，不要科學性；不講學術性，只講政治性。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功績也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誰要是正確評價五四時期的陳獨秀，則謂其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極左思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歷史，搞民族虛無主義，不僅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犯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不能承認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就是作為無產階級代表、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認其為五四運動領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唯階級斗爭史觀”，是否定或不承認蔡、陳、胡，甚至李大釗為五四運動領袖的禍根。

（作者為青島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