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文化的淵源與發展

福州有著悠久的造船歷史。古越人尤其善于造舟及用舟，《淮南子》載：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越絕書》載，越人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連江發掘出一艘獨木舟，系用樟樹樹干所制，長7.10米、前寬1.10米、后寬1.50米，殘高82厘米，兩側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據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對舟體木材測定，其時間上限為公元前290年，下限為公元前100年（戰國末至漢武帝時期）。此舟造型古樸，加工粗糙，但舟體有明顯經過粗笨的金屬器加工的痕跡。(1)連江獨木舟的發現，證實了古文獻關于閩越族善于造舟的歷史記載。

一、西漢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之。” (2)《后漢書鄭弘傳》稱：東漢時，“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由于當時航海條件還不成熟，因此“風波艱阻，沉溺相系”。(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建安（今福州）設有官方造船工場，由“典船校尉”專門管理。“威武營在開元寺東，吳置典船都尉造船于此。” (4) 這些是福州地區最早的相關記載。唐代奉行開放政策，歡迎海外商人前來經商貿易。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5) 海外貿易促進造船業的發展，帆船載重量迅速增加，廣東和福建沿海之間“往來大船一只，可致千石”。(6)五代時期，王審知鼓勵商業貿易，為發展經濟而創造了種種便利條件。《瑯琊王德政碑》記載：“公（審知）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廛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睹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 (7)當時福建商人出海貿易也盛極一時。閩國莆田人黃滔《賈客》詩：“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 (8)描述了商人在海上隨波逐利的情形。福州的造船業為海外貿易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條件。

宋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為戰禍所迫紛紛南下，福、興、漳、泉沿海一帶人口猛增。沿海居民紛紛出洋貿易，或移居海外，“以海商為業”，遂成為一代人轉向謀生的新手段、新模式。由于社會需求和經濟推動，宋代造船業隨著商業的發展，海外貿易的繁榮，海上交通對船只需求量的增多而興盛起來。據宋初成書的《太平寰宇記》所載，泉、福二州“土產”項下即有“海舶”一項，可見造船業在宋初已成為福州一項重要的手工業。“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 (9) 《三山志》載：船場“慶歷舊記場在南臺舊鹽倉之東，《治平圖》復在井樓門外州東北。古有船場門謂此，今皆廢。官造舟率就河口彌勒院之旁”。(10)由于宋朝廷采取比較開明的態度，民間造船業臻于興旺，僅福州“沿海九個縣，就有三百七十三只海船。連宋朝命使放洋，也常委托福建監司雇募海船。” (11)宋代福州工匠掌握了全國第一流的造船技術。福州所造的船只深受歡迎，《忠穆集》稱：“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12)據《太平寰宇記》載福州所造的海船：“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丫鳥船。” (13)《宋會要輯稿》亦有記載：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日“乞依陳敏水軍見管船樣造尖底海船六只，每面闊三丈，底闊三尺，約載二千料……緩急足當十舟之用。” (14)這種尖底型海船，業經考古發現得到證實。宋代造船業發展不僅表現在船舶數量的增加，還表現在向大型化演變。大者5000料，可載500—600人。大型商船對于遠洋貿易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

元朝多次向外征戰，動用水軍為數不小。在沿海、沿江有水師千戶所、萬戶府，還設立海站，“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書省臣言，行泉府所統海船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緩急殊不可用，宜招集納顏及里納噶爾流散戶為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人……且防御海道為便，從之”。(15)元代統治者倡導并制定了有利于發展海外貿易的政策，世祖后期，專門管理外貿機構的行泉府司，擁有和管制的海舶多達萬余艘，可見當時海運力量雄厚。元朝廷在至元年間曾一次撥款10萬錠鈔建造海舶。元代海船以船體龐大，容載量多，多水密隔艙，結構精巧堅固，航海安全而著稱于世。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方面刺激造船業。造船業的發展，加上指南針用于航海，又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馬可波羅經過福州并描述福州城市美麗、物資豐富、海外貿易興盛：“有一條大江（閩江）穿城而過……兩岸簇立著龐大、漂亮的建筑物。在這些建筑物前停泊著大批船只，滿載著商品，特別是糖……許多商船從印度駛達這個港口。印度商人帶著各色品種的珍珠寶石，運來這里出售，獲得巨大的利潤。” (16)宋元時期造船業的高度發展，為明初鄭和下西洋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初的海防政策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明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率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統領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赍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番，以通西洋。” (17)鄭和船隊以強大的海上力量不戰而屈人之兵，形成人心所向、萬國來朝的局面達到維護國家海防的效果。福州的長樂太平港是建造鄭和下西洋寶船基地之一。據《明實錄》記載：永樂二年正月癸亥，“將遣使西洋諸國，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18)這5艘海船，指明是為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而特別建造的。在此之前，即永樂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曾“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19)顯然也是為遣使西洋做準備。據《長樂縣志》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里許，舊名馬江。明永樂七年，內寺鄭和使西洋，海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 (20)明代衛所制，沿海各衛配備戰船50只，每所配備戰船10只。當時有福、哨等類型船只，衛所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明初水師之所以能夠大有作為，就是以興旺發達的官方造船業“烽火門等五水寨造船廠（在府城東南河口）”作為后盾。(21)閩北山區是杉木產地，一般秋冬砍伐，俟春水漲發，順流而下，或集于洪塘，或集于臺江，供造船用。明代走私貿易盛行，鹽業生產迅速發展，刺激了私營造船業，福州西門外洪塘，商鹽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其間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福船以耐風濤、御火著稱。“蓋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聳，設舵樓三重于其上”。“福船凌風駕濤頃刻千里，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福船有三種，上焉者謂之大福船，次者謂之海蒼，又次者謂之草撇，皆福船也。” (22)福船是明代水師裝備的主要戰船，比倭船大得多，有堅實的龍骨和骨架，不怕沖撞，在深海中占優勢。戚繼光在福建指揮抗倭，就是憑福船克敵致勝。俞大猷談拒倭方略說：“當以福建樓船破之。”雖有比福船更大的船，但由于穩定性差，在船上發射火器難于命中，因此效果不如福船。這是福州人的驕傲，其時中國造船業在世界上還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