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卻要為國家去奮斗！

一年的時間可以做什么？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攝影家、紀錄片導演左力的選擇是，用374天時間，徒步12100公里，重走紅軍長征路，身體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腳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做了題為《一個人的長征》的精彩演講。

　　講到這一段時他哽住了，花白的頭發劇烈抖動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這一天從江西瑞金出發的，經過1年零9天，到達陜北吳起縣。

剛才有人問我：今天人們都已經吃飽穿暖喝足了，你為什么還要去走長征路？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走長征路這件事在我的內心已經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剛好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我帶著一個攝制小組在北京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紀錄片，拍攝的對象是我們共和國的一群開國上將，其中有楊成武、蕭克、陳錫聯、王平、張宗遜、呂正操將軍等等。

最讓我難忘的是楊成武上將，他曾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當時86歲，一見到我就跟我開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過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當他跟我談起長征來，他的面色馬上變得非常凝重。

長征的時候，楊成武擔任紅四團的政委，率領紅四團打先鋒。但是他那天從頭到尾沒有講紅四團的故事，而是講了一個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鐵哥們叫陳樹湘。

陳樹湘當時28歲，是紅34師的師長，紅34師是斷后部隊。紅軍長征路上遭遇了一場最慘烈的戰役——湘江血戰，那一戰紅軍差一點全軍覆沒。紅34師本來已經到了江邊，但為了掩護大部隊過江，返身又撲進了敵人的包圍圈，最后全軍覆沒，陳樹湘也因為腹部被手榴彈炸傷而被俘。他被抬在擔架上連夜送去報功，路上，抬擔架的士兵突然覺得腳下一滑，旁邊的人打著火把一看，在場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年僅28歲、黃埔二期畢業的陳樹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腸子拽出，絞腸而死。

老爺子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看見他頭上花白的頭發在劇烈地抖動，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動。等了幾十秒之后，老人才緩緩抬起頭來看著鏡頭。老爺子牙關發抖，最后只說出四個字來：“很殘酷啊！”

當時我心里有一種巨大的傷痛感。我在想：這一代軍人所經歷的是怎樣慘烈的戰爭啊！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了解，我們只能從書本上從電視里去了解碎片化的歷史知識。從那一刻起，我心里萌發出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到達這些歷史現場，把這些故事帶回來講給我們的孩子聽呢？

2012年，我在一家書店里發現了一本叫《紅軍》的書。我當時讀完之后在扉頁上寫道：“長征對于上個世紀的人來說或許是一個符號，但對于我來講，卻是一種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讀這種神秘。這種解讀并不是完全來自景仰和好奇，而是來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喚我去踐行一個久遠的夢想。”

只有到達歷史現場，才能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

我在出發前，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畫了很多草圖，還開著車到達現場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說：我很丟人。為什么？因為紅軍出發的時候，沒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當過幾次“逃兵”。中間有兩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極度沮喪，甚至懷疑自己的行為到底有什么意義。

幸好最后我堅持下來了，而且我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長征路，而是像一個學生一樣在走讀歷史，在行進中學習歷史，我是以這種方式在解讀長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紅軍中央機關離開瑞金、長征出發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從瑞金沙坪壩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前出發的。到達歷史現場和你坐在家里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撲面而來。

這個大禮堂相當于建國后的人民大會堂，我以前多次在電影、明信片上看到過，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這個大禮堂竟然是錢壯飛設計的。錢壯飛是我們共產黨早期埋伏在敵人內部的一名特工人員，是著名的“龍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就是錢壯飛截獲的。

錢壯飛按照紅軍八角帽的形狀設計了大禮堂。但可惜的是，長征途中，錢壯飛在貴州遭遇敵機轟炸，和大部隊失散，就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1934年，當86000名紅軍離開瑞金后，國民黨開始對紅軍家屬和孩子進行屠殺，而當時帶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默庵，竟然是前共產黨員。我聽完之后感到特別震驚。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歷史，你能理解那個年代嗎？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經過劇烈的攪拌之后，人們很難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和位置。而誰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華東野戰軍占領了南京，第一個沖擊總統府的第35軍軍長是前國民黨將領吳化文。這是歷史的巧合嗎？

所以，只有到達歷史現場，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