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網約車獲得合法地位 取消8年報廢年限

同時，《暫行辦法》還放寬了征求意見稿中網約車駕駛員應與平臺方簽訂勞動合同或經營合同的要求，多種形式的協議亦可。從網約車行業的現狀來看，兼職的駕駛員和平臺簽訂合同可操作性差，也違背分享經濟的初衷。新的辦法主要在駕照、駕齡、交通扣分及犯罪記錄等方面對駕駛員提出限制。

就犯罪記錄來看，《暫行辦法》要求駕駛員無交通肇事犯罪、危險駕駛犯罪記錄，無吸毒、飲酒后駕駛記錄，無暴力犯罪記錄。這和滴滴出行執行的移動出行駕駛人員禁入標準有很大類同。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眾安全的犯罪、嚴重治安違法、交通安全違法等三大類違法犯罪記錄，以及精神病人員，都是被滴滴一票否決的。

原征求意見稿中的車輛需使用符合規定的出租汽車計價器、促銷方案提前10日公示也被刪除。

業界普遍認為，這些修改尊重網約車行業現狀，鼓勵新生事物發展，符合公共利益。

將開創移動出行全新局面

有接近交通部的人士表示，在征集完公眾對專車管理的意見后，交通部內部做了認真的梳理和分析，也組織專家、學者多次召開閉門會議，結合我國移動出行領域現狀并著眼未來，對《暫行辦法》多次做出調整修改，希望促進這個行業更好更快發展。

事實上，早在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亦表示，對待新生事物，絕不能止步不前，墨守成規。在他看來，網約車作為新生事物，給乘客帶來良好體驗，要給這種服務方式一個合法的出路。

北大教授周其仁一直認為，要解決城市出行的潮汐問題，唯一的辦法是打破傳統出租車的數量管制，通過市場機制讓大量私家車能夠發揮營運車輛的功能，滿足更多人的出行需求，同時自己也可以獲得一定的收入。而當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方便地打到車時，自購和自駕行為就會減少，因此雖然作為專車的車輛使用效率增加了，但整體路面行駛的車輛將大大減少。也就是說，新的《管理辦法》肯定符合條件的兼職車輛進入網約車市場后，將大大提高城市交通運營效率。

新的方案亦得到了廣泛認可。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這個管理辦法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第一個對網約車的正式立法，既是法律對互聯網+出行肯定性的評價和促進性的規制，也集中體現出立法者立足第四次產業革命前沿，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精神。“總體來說，這是一部旨在促進、規范、鼓勵新產業變革的好法，必將極大促進我國互聯網＋出行為代表的分享經濟產業發展，更好的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新產業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更好的解決了新舊產業更替中的階段性問題。”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認為，《暫行辦法》制定了新的運營車輛類別，把網約車車輛的報廢里程提高到60萬公里，為私家車參與分享經濟留下了空間，肯定了網約車的合法性，長久以來的爭論塵埃落定，是李克強總理多次呼吁的分享經濟在中國的一大發展。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經濟所副總工程師何霞表示，相比去年十月的征求意見稿，新出臺的《暫行辦法》有較大進步，比如取消車輛8年強制報廢、不再要求公司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不再明文要求“數量管控”、明確網約車實行市場定價、簡化平臺線上審批程序等，這些調整對網約車發展將進到積極的作用。

在財訊傳媒集團首席戰略官段永朝看來，新的《暫行辦法》最大的突破是，承認了出行平臺企業的特殊性，修正了此前擬議中的將出行平臺視作傳統出租運營企業的規制立場，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在段永朝看來，新規符合中央“大力發展分享經濟”的戰略指導思想，更貼近分享經濟的基本特征、運行規律和發展方向，為出行領域實踐分享經濟模式、探索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撐，預留了較多的發展空間。

網約車企業亦對此表示歡迎。滴滴出行表示，《暫行辦法》作為世界范圍內頒布的第一個國家級的網約車法規，表明在如何監管網約車的探索上，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也充分體現了國家推動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支持 “互聯網+”和發展分享經濟的思路和決心。

滴滴稱將按照《暫行辦法》要求，規范運營，積極申請網約車平臺公司相關經營許可，亦將積極與相關政府部門、出行行業相關企業一同探索，加大技術創新，提高交通資源利用和城市交通效率，改善出行體驗，為社會創造更多靈活的就業機會，更好地為億萬群眾提供安全、便捷、舒適的出行服務。

仍需地方審批

對平臺的管理上，新的辦法要求根據經營區域向相應的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同時，地方政府對網約車的具體管理標準和營運要求有一定的裁量權。這意味著，網約車平臺可能面臨上千個地方市縣的屬地線下審批和監管。

有網友戲言，網約車平臺要在全國上千個縣（市）分別完成審批，黃花菜都涼了，還可能導致縣域尋租。同時，基層地方政府有無能力審批，也是一個問題。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維維認為，網絡平臺經營者應向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報備程序復雜，可能需要向大大小小中國兩千多個縣市報備，這實際上很難實施。外界普遍認為，這已經超出了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正常范疇，是典型的行政干擾市場的情形，和近年來國家行政體制改革中強調的簡政放權南轅北轍。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亦表示，這也是新規里舊的管理體制的痕跡。段永朝認為，新規仍然要求平臺企業在運營歸屬地相關部門設置分支機構，以便于監管。這一點似乎表現出對探索新的互聯網監管模式信心不足，對“屬地管理”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一畝三分地”的水平上。出行領域如果仍然采用分區劃片式的、傳統的屬地管理思路，無形中大大增加了平臺企業的運營成本，且并不能為有效監管加分，也不能為促進分享經濟繁榮發展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