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勝利源自生死抉擇中的引領與追隨

★成功實踐造就杰出領袖，杰出領袖和黨的領導集體帶領廣大軍民進一步推進成功實踐，這就是中國革命波浪式前進發展的辯證法。長征是氣吞山河的英雄交響，只有廣大紅軍官兵忠誠追隨、奮力高歌，才能奏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樂章。

生死抉擇中的引領與追隨

■肖冬松

長征既是一部苦難史，也是一部勝利進軍史。如同只有經過難以忍受的陣痛才能創造出新的生命一樣，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長征的磨難和反思，才逐漸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擺脫了被動和困境，獲得了新的生機活力，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光明前景。從紅軍1934年10月16日在華南渡過淺淺的于都河，直至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長征是如此緊密地與中國這段歷史聯系在一起。

（一）

列寧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形成這樣的領導集體，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基本條件。

從建黨到開始長征，中國共產黨在13年艱苦卓絕的奮斗中始終沒有形成成熟、穩定的領導集體。這一時期，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先后主導中央工作和大政方針，廣大黨員和紅軍官兵不屈不撓、英勇斗爭，雖然取得巨大成績，但也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的統治，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損失，使革命事業始終在勝利與失敗、前進與后退的怪圈中徘徊。

特別是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比前兩次“左”傾形態更完備、危害更大。1931年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米夫的直接干預下，26歲的王明和23歲的博古開始主導中央工作，實行錯誤領導長達4年之久。他們不了解中國社會，缺乏實踐歷練和政治、軍事斗爭經驗，并把軍事指揮權拱手讓給了根本不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特點的共產國際派駐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能言善辯，常常引用凱撒、塔西佗、拿破侖等一連串名人的話語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嚇唬和說服他人。他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就直接否定了毛澤東的經驗和想法，傲慢地說，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紅軍必須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與蔣介石的德國顧問馮·賽克特的想法如出一轍。當李德提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和“短促突出”戰術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時，軍事失敗的命運就已經注定。廣昌保衛戰，紅軍傷亡五千多人，這是紅軍有史以來遭受損失最大的一次戰役。隨著戰事發展，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根據地一天天縮小，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踏上了艱難求生、前途未卜的長征歷程。

長征是黨和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面臨的最為嚴峻的一次生死考驗，要么生存發展，要么失敗死亡。它比其它任何結果都更加有力地證明了“左”傾教條主義思想的破產，也比其它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成熟的領袖和正確的領導，以穿透種種思想迷霧和死亡陷阱到達光明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