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高超的戰爭指導 豐富的理論寶藏

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危難情勢下，在險象環生的輾轉征戰中，中國工農紅軍歷盡千難萬險，終于把長征初期被動的戰略轉移，變成了向抗日前進陣地的勝利進軍。這里，精妙絕倫的戰爭指揮藝術，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編者按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中國和世界軍事史上一部驚天動地的史詩，也是戰爭指導藝術寶庫中歷久不衰的典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以高超的軍事指導藝術，指揮全軍英勇作戰，克服千難萬險，最終戰勝了圍追堵截的上百萬敵軍，奇跡般地完成了長征，寫下了人類戰爭史上的不朽篇章。今天，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長征歷程，挖掘這座取之不盡的軍事理論富礦，對于我們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速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忠實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具有重要意義。

駕馭全局的戰略方針

紅軍長征，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加緊對紅軍進行“圍剿”和“追剿”，妄圖將紅軍各主力部隊分別圍殲在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把主力紅軍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和北上抗日的進軍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紅軍長征中軍事戰略指導上最重要的問題。

紅軍長征，是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行動。但是，在長征開始之前，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已經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北上抗日是一個總的戰略方向，各路紅軍長征的直接目標，則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主力紅軍分路長征最終匯聚于陜北。中央紅軍經湘西、川黔邊、川西北、云貴川、川陜甘，最終到達陜北，奠基革命大本營。紅二、紅六軍團從湘西到黔東、黔西北，再到烏蒙山區、甘孜、爐霍，直至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北上。紅四方面軍經過曲折的道路，多次翻雪山，過草地，艱難完成了北上。紅二十五軍經過桐柏山、伏牛山，在鄂豫陜建立了根據地，隨后，為策應主力紅軍，繼續西征北上，與陜北紅軍會合。紅軍長征的全部行動，與總的戰略方針是一致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長征中，紅軍堅持總的戰略方針有兩個最關鍵的環節。一是轉兵貴州。長征之初，中央紅軍轉移的方向，是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在紅軍前往湘西的道路上部署重兵，張網以待。在萬分危機的歷史關頭，毛澤東與“左”傾錯誤的領導者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斗爭，力主放棄原定計劃，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是北上陜甘。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提出并率部南下，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但在南下作戰中慘遭失敗，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論斷：“南下是絕路”，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偉大的長征宣告結束。長征的勝利，實現了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紅軍主力轉移到抗日的前進陣地，新的局面開始了。事實表明，長征的戰略方針，是紅軍戰略行動的總綱領，決定著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戰略方針的正確，是長征勝利最重要的原因。

出神入化的作戰指導

爭取主動，力避被動。紅軍長征中，蔣介石把防堵各路紅軍會師作為兵力部署和組織作戰的重心。紅軍則時常轉兵別向，將敵部署置于無用之地，并利用敵兵力分散之機，集中兵力攻其一點，取得主動。四渡赤水戰役中，紅軍暫緩渡江，一渡赤水，形式上是被動的，但甩開了敵人；隨后出其不意二渡赤水，猛殺回馬槍，取得遵義戰役的巨大勝利；三渡赤水屬佯動動作，敵重新部署尚未就緒，紅軍又以秘密神速的動作四渡赤水，接著一個大迂回，渡過金沙江，甩開數十萬敵軍的包圍，終于轉危為安。這是寓攻于防，由防到攻的生動范例。

轉換形式，創新戰法。長征中的運動戰，與一般情況下的運動戰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在通常情況下，“走”是建立在“打”的基點上，一切的“走”都是為了“打”。而在長征中，主要目標是避敵鋒芒，保存軍力，完成戰略轉移任務。紅軍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具有打的時機和條件。但紅軍從戰略全局出發，不戰而轉入云南，昆明敵兵力空虛，紅軍卻虛晃一槍，北上搶渡金沙江，跳出敵軍包圍圈。這種戰法，就是為了“走”，為了迅速擺脫敵人。當然，紅軍強調走，不是放棄打，對全局有決定性影響的仗，就堅決打。突破烏江、二占遵義、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攻克臘子口、血戰獨樹鎮，這些作戰，為以后的機動和轉移創造了條件。

聲東擊西，避實擊虛。長征途中，紅軍無后方依托、又經常面對數倍甚至十多倍于己的敵人。嚴峻形勢下，紅軍不斷“調動”敵人，忽南忽北，大膽穿插于敵重兵集團之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精彩戰例。在四渡赤水作戰中，大小方向多次變更，一連串的出敵意外：蔣介石以為要過江，紅軍卻偏偏折回，蔣介石以為紅軍要向西，而紅軍卻偏偏向東，南北往返數次，東西縱橫千里。這是為了防御而進攻，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的典型戰法。

通觀全局，抓住樞紐。在紅軍北上陜甘的道路上，紅四方面軍一部攻克包座，紅一方面軍打開臘子口，都是對全局有重大影響的戰役戰斗。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后，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與陜北紅軍共同進行的直羅鎮戰役，粉碎了敵人對陜甘邊區的第三次“圍剿”，促進了國民黨營壘的分化，對西安事變的發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新局面的開始，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都是抓住戰略、戰役樞紐組織作戰，奪取勝利的典范。

密切呼應的戰略協同

紅軍長征，四支紅軍部隊從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分頭出發，最后全軍匯聚到陜北。各路紅軍的長征是一個整體，有著密切的戰略協同。紅軍先后進行了六次大的會師，每次會師都是紅軍協同作戰的結果，是團結戰斗的象征。在黨的領導下，各主力紅軍分則能密切協同，合則能統一指揮，最終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長征中紅軍的戰略協同，有的是在統一部署下組織實施的，有的是在戰略總意圖下，各路紅軍主動分別實施的。中央紅軍長征之前，紅七軍團奉命北上，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紅六軍團奉命西征，為中央紅軍長征探明了道路。紅二、六軍團向湘西發動強大攻勢，以吸引敵軍，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根據地轉移，從戰略上配合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進行四渡赤水戰役，與之相呼應，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威逼國民黨在四川的統治中心——成都。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紅四方面軍以主力向岷江地區轉移。兩軍會師后，根據黨中央決定，紅一、紅四方面軍實行混編，組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紅二十五軍長時間與中央失去聯系，但得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后，果斷決定繼續西征北上，先期到達陜北，最早結束長征。紅二、紅六軍團（后改編為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的接應下，勝利到達陜甘，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紅軍長征中的戰略協同，表現為多層次的協同與配合。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作戰中，紅九軍團奉命單獨行動，牽制敵軍，掩護主力。他們不避艱險，孤軍奮戰，吸引數十倍敵軍于自己的周圍，輾轉苦戰兩個月，終于勝利完成任務。紅二、紅六軍團開始長征后，紅18師奉命留在根據地內掩護主力部隊轉移，他們與七倍于己的敵人周旋作戰，完成任務后，同主力部隊勝利會合。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游擊隊、陜甘紅軍、東北抗日聯軍，都以艱苦卓絕的斗爭，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長征，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長征的勝利，是全黨全軍的共同勝利。

適應征戰的軍隊建設

調整體制編制，提高野戰能力。長征途中，各部隊都根據實際情況，不斷整編，以適應長途轉戰的需要。整編中，一些建制單位壓縮、合并、撤銷，干部層層下放，但內部卻更加充實，戰斗力增強。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途中，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取消師、營兩級建制，軍改為縱隊。這支僅有7000余人的部隊，一路斬關奪隘，挺進陜北，無愧于紅軍中的精華。紅二十五軍在長征前進行整編，部隊小而精干，機動性增強，長征中幾次處于險境，都轉危為安。

加強通信建設，保障聯絡溝通。長征轉戰中，中央紅軍建立了通信團，下轄無線電營、有線電大隊和通信教導大隊。長征中，共攜帶十余部電臺，分別配屬于軍委和各軍團。四渡赤水戰役中，僅總部與各軍團間的收發電報就達300余份，由朱總司令親自簽發的電報就有200份以上。同時，紅軍充分使用有線電及其他通信手段，各部分隊之間適時組織通信站，以保證作戰指揮。為做到知己知彼，運用有線和無線通信設備對敵開展偵測偵聽活動。二渡赤水時，紅一軍團利用敵電話線進行偵聽，獲得重要情報，保證了遵義戰役的勝利。

開辦隨軍學校，培養軍事人才。中央紅軍將部分紅軍學校合編，成立了干部團，隨軍辦學。后干部團和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并，成立了統一的紅軍大學。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后，干部團與陜甘紅軍軍政干部學校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在此基礎上，以后成立了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這些世所罕見的軍事學校，隨軍萬里轉戰，既是培養人才、儲備干部的基地，又是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

組織后勤供應，保障轉戰需要。紅軍長征是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無后方的軍事行動，后勤物資只能在沿途籌措。長征中，紅軍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發動群眾籌措給養物資。各部隊設立了沒收、征發委員會，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按政策向農民、商人征購、采買。戰場繳獲，是后勤保障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各部隊都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要求工作人員奉公守法，廉潔自律。紅二、六軍團頒行了《懲治貪污條例》，組織了審計委員會，開展了嚴格的審計工作。

長征中的軍隊建設，要求高度精干，高度實戰化，注重提高作戰效能。紅軍長征的總人數共20余萬人，到達陜北時，僅剩5萬余人。雖然人數減少了，但是所有部隊，都是千錘百煉的部隊。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存下了樹身和樹根。”經過長征鍛造的人民軍隊，后來成為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骨干和中堅。

深刻的歷史啟示

樹立求真務實精神，貫徹科學發展觀，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正確的軍事指導，來源于對客觀形勢正確的分析和把握，來源于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經過遵義會議，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在戰略方針、戰役指導、戰略協同、部隊建設以及對敵斗爭策略等各方面，表現出高度的求實精神。科學的戰略指導，是取得長征偉大勝利的最根本保證。今天，面對新的形勢，我們一定要繼承紅軍實事求是的好傳統。科學發展觀，深刻體現著實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根本指導方針。學習總結紅軍長征的歷史經驗，最根本的，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深刻了解、切實把握信息化條件下軍事斗爭的特點和規律，把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納入科學軌道；要用科學的理念和方法，解決部隊建設的深層次問題，使我軍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又快又好地發展。

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立足現有裝備，提高打贏能力。戰爭的勝負，既取決于雙方的實力和相關物質條件，更取決于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取決于雙方的軍事指導、戰斗精神等要素。紅軍長征，為我們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以弱勝強創造了光輝的典范。現代戰爭特別是高技術戰爭，與以往的戰爭相比，呈現出許多不同的特點和規律。但是戰爭的基本規律并沒有改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沒有降低。實行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我們要切實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一方面大力發展武器裝備，推動軍隊建設的整體轉型；同時，要樹立以現有裝備與強敵對抗的信心和決心，不斷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威懾和實戰能力，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和世界和平。

發揚創新精神，確立我軍新的作戰指導原則，構建新的戰法體系。長征中的戰略戰術指導，既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在不同層次上反映著戰爭的一般規律，其中有些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導借鑒作用。如紅軍在總的戰略方針下，靈活調整作戰方向，實行無固定作戰線的運動戰，堪稱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非線式作戰；從全局的高度抓住樞紐，以對樞紐的把握去影響和推動全局，對于我們在未來作戰中，在關鍵性時節和地點使用“殺手锏”，用特殊戰法“以高抗高”，不無參考價值；長征中軍隊體制編制的調整，通信系統的加強，對于我們實行軍隊建設由數量規模型到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到科技密集型的轉變，加強軍隊的信息化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學習長征中軍事指導的經驗，最重要的是要學習長征中的探索和創新精神。長征的征途極其艱險，充滿不確定因素。實行正確的軍事指導，不能套用現成的原則，也不能采用固定的戰法，而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在未來的軍事斗爭中，戰爭將展現出全新的形態，無論是戰略指導，還是作戰指揮，都更多地將表現出非規范性、非邏輯性、不重復性特征。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創造和運用新的原則和戰法，確保我軍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增強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我們要發揚創新精神，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切實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神圣使命。

（《解放軍報》 2006年8月29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