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中共一大在滬召開 中國共產黨為何誕生在上海

游客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參觀，回顧紅色歷史。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黃浦江穿城而過。往西看，外灘萬國建筑風貌依舊，新天地、新虹橋展露新姿；往東看，陸家嘴摩天大樓鱗次櫛比，自貿試驗區、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如火如荼……

95年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肩負著開天辟地歷史使命的共產黨人，探索著通往新中國美好未來的艱辛之路；歷經95年的風風雨雨，一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把先輩的美好暢想一步一步朝著國富民強的現實推進。

望志路76號、環龍路漁陽里、博文女校……翻閱歷史，行走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一個問題揮之不去：中國共產黨為何誕生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這是偶然，還是種種因素指向了必然？

新理論和新社會力量在此交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以往陳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基礎，人們習慣于將眼光投向蘇俄。

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來，這場變革來得更早。民國初年，中國掀起了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為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變革準備了物質、思想和人才基礎，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輕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在積貧積弱的中國，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探求種種出路。

李大釗是其中之一。從信奉改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到加入新文化運動陣營，李大釗的思想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逐漸演變。章百家說，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此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陡然加速，其影響迅速擴大，北京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

在上海，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更早。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使上海成為思想輿論傳播的重鎮。“一部望平街的歷史，便是現代中國報業史”，維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類思想學說爭相登場、展開論戰。據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的描述，1898年，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恩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與馬克思學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記錄。隨著陳獨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施存統等留日歸國學生，都熱心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1920年4月，由陳望道翻譯，陳獨秀、李漢俊校譯的《共產黨宣言》，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出版。

新型知識分子聚集和社會階級結構變化，在章百家看來，是現代意義政黨出現的兩個要素。　“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社會團體的勃興，市民階層的發展等，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是能夠發生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條件。”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曾反省，“北方文化運動，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上海的反應不同，五四運動發生幾天后，工人、市民紛紛響應，掀起罷工。

上世紀20年代，此時距上海開埠已過去將近80年，上海城市體量龐大，工業產值通常占全國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這不僅意味著上海這座城市資本聚集，更意味著它有大量的產業工人和市民階層。據1919年統計，上海工人總數達513768人，其中產業工人181485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嚴重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鍛煉了上海工人階級很強的反抗性，而近代企業的集中生產，又培養了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鄧小平說過:“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齊衛平等人在　《中國共產黨創建與上海》一書中寫道，“上海近代工業發展中地位決定了它是新社會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階級居多以及工人運動的開展，形成了思想動員和組織建構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中，就有一些知識分子將視線轉向工人階級的力量發動上。

當時代表第三國際來上海的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來華的劉江也說，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里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里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陳獨秀到上海后，有意識從發動知識分子轉到針對工人開展宣傳，李漢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傳，他們先后發動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上海印刷工會等，努力與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識分子為橋梁，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了起來。

政治空間中的“縫隙”

車水馬龍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這條安靜的小弄堂，曬著的衣服、停著的自行車，還有門房邊自在生長的幾盆花草，無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氣息。這里曾是臥虎藏龍的環龍路漁陽里。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亦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建之地，此時黑色木門緊閉。站在門前，依稀能想象到，96年前，一位拎著箱子的中年男子風塵仆仆來到這里。他就是陳獨秀。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被囚禁近百日。為免受軍閥政府迫害，在李大釗護送下，他乘騾車輾轉天津，由海路趕到上海。

為何意屬上海？因為當時的上海“一市三治”，處于中國政權控制的邊緣地帶。租界事實上成為“國中之國”，無論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都無法對租界實施直接的管轄權。熊月之將其稱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縫隙”，“這道縫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響很大”。

持不同政見者對此向來十分清楚。康有為遭清政府通緝，是在租界庇護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鄒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審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兩三年。民國初年，不承認民國政權的前清遺老，也是在租界里拖著長辮子反對共和。

“只要不直接觸動殖民主義者的利益，租界當局大體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態度，對持不同政見者多予優容。”市委黨史研究室吳海勇說。

上海五洋雜處的社會格局、包容開放的文化氛圍，也與這道“縫隙”有關。從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可以看到，這座城市已經頗具現代感，大量餐廳、酒樓、報館、公共花園，形成了許多市民參與的公共空間。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園，這座“海上第一名園”曾吸引過孫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說，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著“公共空間”的重要角色。張園雖在1918年改建成石庫門房子，但這種公眾參與、思想交匯的城市基因卻保留了下來。

在陳獨秀居住的老漁陽里那個由8幢小樓組成的“小區”里，就曾先后住過同盟會元老陳其美，民權人士楊杏佛，國民黨元老葉楚傖，這也只有在租界才會有如此奇特的“氣場”。

“在上海建黨有最合適的土壤。”在吳海勇看來，北京的自由空間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學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這道“縫隙”中，陳獨秀暢所欲言。他在上海將《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傳社會主義的喉舌，并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創建無產階級政黨的社會活動中。

事實也印證了這種“縫隙”的判斷。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分別罰洋100元、400元了事。第一次，他被關了22天，第二次被關了5天，出獄后照樣在租界活動。

共產國際落下關鍵一子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中，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是推動中共早日成立的一個關鍵因素。”章百家說。

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成為國際共運的中心。借助一戰后歐洲和世界各地出現的革命形勢，為改變蘇俄政權所處的極其困難的環境，列寧聯合30多個國家的共產主義者于1919年3月發起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此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共產黨紛紛成立。但不久，歐洲的革命浪潮趨于消退。列寧便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向遠東和中國，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運動。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個27歲的俄國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見了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會晤。維經斯基此來還有個任務，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吳海勇認為，當時上海暢達的交通、通訊以及經濟文化實力，已經形成很強的國際影響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蘇俄和共產國際落下的關鍵一子。

1920年4月的一天，陳獨秀在老漁陽里寓所接待了維經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12月從上海啟程回國。

半年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與他同行的還有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出的尼克爾斯基。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兩人還參加了中共一大會議。

“過去對尼克爾斯基所知甚少。近年發現的資料顯示，他是搞工人運動出身。”吳海勇說，足見共產國際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產業工人密集這樣的特質是有考量，并自覺加以利用的。

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正如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寫道，“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