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史料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歷時兩年，跨越11個省區，行程兩萬五千余里的長征，是人類歷史上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中央紅軍長征過貴州，是這部壯麗史詩中光輝的一章。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是毛澤東、朱德親自締造并直接率領的一支工農武裝。這支工農武裝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贛西、贛南起義、閩西起義、平江起義所組建的紅軍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于1930年8月合編而成。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共約8萬人，主要活動在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中央紅軍在1930年至1931年9月，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人民一起，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第一、二、三次軍事“圍剿”，勝利地保衛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1年1月，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統治了黨中央。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博古代理黨的總書記，使“左”傾路線更加全面地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貫徹執行。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由于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斥而被迫離開領導崗位，但周恩來、朱德指揮中央紅軍運用和發展了以往反“圍剿”中成功的經驗，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仍然取得了勝利。

1933年10月，蔣介石不顧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擴大侵略，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秋的大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調動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以5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步步推進戰術，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

面對敵人空前規模的軍事“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錯誤地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極力夸大革命的形勢，提出要“御敵于國門之外”。拋棄了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指揮紅軍采用冒險主義的“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實行“正規戰”、“陣地戰”。他們不顧敵人在裝備上、人數上大大優于紅軍的實際情況，與敵人拼消耗，使紅軍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使紅軍善打運動戰、游擊戰的特長無法發揮。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御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線放棄節節抗御的戰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統治著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

1933年11月，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不久，被調到福建圍攻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發動“福建政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對蔣介石，要求與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協定。然而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坐失良機，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使敵人在圍攻第十九路軍，扼殺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得以從容地調轉頭來，加緊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此時，“左”傾路線領導者仍然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使紅軍越打越少，根據地越打越小。

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的一段時間內，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曾對“左”傾路線領導者提出過意見，但都遭到拒絕和壓制，并被排斥在實際領導之外。最后紅軍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及后方機關，從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長汀、寧化等地出發開始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