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與“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迷途

三、“忠誠反對”與探尋核心價值共識

合法性不應該被當成一種目的，在一種為大眾所認可的政治秩序下，政府的合法性是自然成立的。中國真正棘手的問題是，我們目前仍然處于轉型期，到底怎樣的“政治秩序”最為中國人所認可，并不是特別清晰。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價值觀的混亂，在核心價值的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共識。趙鼎新教授是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中國目前在核心價值的問題上缺乏共識，用他的話來說，是沒有“忠誠反對”。

趙鼎新教授指出，“民主只有在‘忠誠反對’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穩固，這一原理告訴我們：第一，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民主社會，我們必須賦予民主制度一種不可談判性或霸權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誰上臺，他既不會也沒有能力去改變這一體制運作的基本規則”(第22頁)。要達到這個境界，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趙鼎新教授也說道，“實現穩定的民主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執政和在野的雙方必須在重大價值觀上有所共識，即所謂的‘忠誠反對’，這是目前中國民主建設的最困難之處”(第79頁)。然而，在認識到了“忠誠反對”的重要性以及困難性之后，趙鼎新教授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令人失望的。

他說，建立“忠誠反對”的政治文化，“一個可行的技巧是通過憲法規定民主選舉的非意識形態規則，即候選人之間競爭必須限制在政策和政策執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價值觀”(第24頁)，“其總體原則就是通過憲法和制度排除以兩個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為綱領的競選，而將競選議題限制在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具體政策層面”(第39頁)。他又說，“在主流價值觀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可以在憲法中規定民主進程應避免類似問題的辯論，只談執政方案，讓老百姓判斷哪種執政方案更加有效”(第190—191頁)。

要在重大的價值觀上達成共識和建立“忠誠反對”的政治文化，沒有任何捷徑，也沒有任何可以投機取巧的辦法，只能通過深刻的思考、反復的討論和時間的沉淀。以為“通過憲法和制度排除以兩個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為綱領的競選”這種捷徑就能解決問題，是一種幼稚的想法。我們可以在憲法里面規定很多東西，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憲政的精神，這樣的憲法規定有什么用？我們可以依葫蘆畫瓢模仿出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我們缺乏制度背后的精神，再好的制度設計也沒有用。“在主流價值觀尚未確立的情況下”，我們正應該通過“辯論”來搞清楚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適合我們的又是什么，我們有哪些分歧，我們又能達成哪些共識。通過法律——而且還是憲法——禁止辯論，既不利于形成核心價值觀，也不利于建立“忠誠反對”的政治文化，只不過有利于使憲法看起來滑稽可笑而已。

結語

趙鼎新教授說，“現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確實如此，不僅比80年代好，甚至比近代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好。我們已經處在了一個相對從容的歷史階段，使得我們不必急功近利。如果說從前我們總是把民主當做一種工具的話，現在我們有機會從容地探索民主的內在價值。在民主已經受到高度認可的情況下，我們完全不必通過“民主是個好東西”來倡導民主，不管是富強也好，經濟發展也好，合法性也好，我們不需要在民主身上寄予不必要的希望。假設民主不會帶來任何現實的好處，我們仍然向往民主的話，那么中國的民主便真正有望了。我們在民主身上每寄予一份多余的希望，對民主來說便是多了一個負擔；而我們對民主的內在價值每多一份認識和認同，對民主來說便是多了一個內在的動力，動力越足，負擔越小，民主的發展才越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