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及其歷史必然性(圖)

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開始的時候由秦邦憲(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了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報告，仍然堅持“左”傾錯誤立場，竭力為“左”傾錯誤軍事路線辯解。隨后周恩來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者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并就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

張聞天“根據中國革命實踐的檢驗和自己的切身體會，決然摒棄了王明的左傾路線，站到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一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將鋒芒集中在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上，針對秦邦憲（博古）毫無自我批評、強調客觀原因、竭力推卸責任的辯解，列舉大量事實，針鋒相對，進行有力的批駁，尖銳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贊同和擁護。

接著，“王稼祥同志慷慨發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講話，指出博古（秦邦憲）、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這就是后來多次被毛澤東提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關鍵的一票”的由來。

朱德、周恩來等絕大多數與會同志在發言中批判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改換領導，贊同毛澤東出來領導。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遵義會議最后一天，討論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等重大問題，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較短的時間內處理和解決了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遵義會議的成功，既有與會同志的共同努力，也體現了毛澤東卓越的政治遠見和實事求是精神。

首先，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不進行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爭論。毛澤東鑒于當時在長征途中，軍事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關系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問題；而且紅軍長征以來，軍事問題上的錯誤已經為中央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在實踐中覺悟到了，迫切要求批判和糾正。有鑒于此，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軍事問題，將“左”傾教條主義政治路線錯誤暫時擱置起來，留待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去解決。

其次，善于團結一切同志、包括犯過錯誤的同志一道工作。張聞天曾經是“左”傾錯誤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但一經認識錯誤，堅定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毛澤東立即滿腔熱情地予以歡迎，與同志們一起，推舉他在中共中央“負總責”。對于暫時沒有認識錯誤的秦邦憲（博古）等同志，也保留其政治局成員的職務。

再次，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以黨的事業為重，在歷史發展關鍵時刻做出了重要抉擇。毛澤東多次高度評價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