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會戰自1944年5月26日開始，至6月18日長沙失守，第一階段湘北的戰役告一段落。

再說重慶軍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長沙失守一周前，才擬出作戰指導計劃，并經蔣介石批準。在這個作戰指導計劃中，軍令部擬定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為目的，進行戰略持久戰，控制有力兵團于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南各要隘，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攻勢。從這一作戰方針看，軍令部主要擔心日軍西進，威脅重慶陪都和西南國際交通。

6月4日王世杰日記稱：“一般推測，以為敵軍企圖攻占衡陽、桂林，俾免該地成為盟軍空軍根據地。”王世杰在此前后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39年11月~1942年12月；1944年11月~1945年8月）。可見當時社會輿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已有相當準確的推測。從徐永昌日記可知，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存有分歧。如軍令部第一廳認為，中戰場敵人將會師衡陽，并窺伺桂林。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持有不同看法。據他的推斷，中戰場敵人進至淥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竄據衡陽，亦絕不至西入桂林。“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堅持認為日軍沒有打通粵漢、湘桂路的意圖。

6月18日，亦即長沙失守之當日，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副部長劉斐認為敵人必乘勢進攻衡陽，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為“敵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圖入桂”。而軍令部所屬的“作戰研究會”則得出結論曰：“此次湘北敵軍蠢動，以目前情報判斷，其企圖似在打通粵漢交通，求擊破我野戰軍，仍為守勢作戰，但根據前述倭既有從事決戰準備之余裕時間及兵力，則仍有增加兵力來華之可能，敵能否進一步攻戰西安、昆明及重慶等重要據點，企圖乘機解決我國戰場，實不能不深加警惕。”可見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甚不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