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軍不同，日軍常集中優勢兵力，縱深部署，“亙全戰役期間，敵之實力在全面計算雖劣于我軍，但在重點方面，均居優勢，且對長（沙）、瀏（陽）、衡（陽）三要點之攻略，概以絕對優勢之兵力，縱深部署，施行攻擊”，最終將國軍逐一擊破。

三 指揮與協調

戰時國軍指揮系統是，重慶軍事委員會設統帥部，指揮各戰區司令長官；軍委會委員長為最高統帥，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襄助委員長處理該會一切職務，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戰指導、兵員征募、軍隊訓練、政治教育、后方勤務等職能。戰區之下，其層級依次為集團軍、軍、師、團等。抗戰初期，曾于戰區之下、集團軍之上設兵團；集團軍之下、軍之上設軍團；師之下、團之上設旅。但一年多后分別被簡化。

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布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于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于干涉之嫌。”

由于蔣介石事無巨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記載，當日軍事委員會“會報不及兩小時，蔚文（引者注：侍從室主任林蔚）轉達第一戰區電話至四五次，聞有時一團之活動，戰區亦請示委員長，此非叢脞而何！”徐永昌身為軍令部長，深感蔣介石“權責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勞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橫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轉覺國事有舉輕若重之嫌，深用惶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