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來說，如果單個人犯罪，某些官員和司法工作人員要徇私和做人情，大不了就將正在查辦的案子抹去，或者告訴受害人無法抓獲犯罪嫌疑人。而那些共同犯罪案件，特別是一些影響重大的案件，官員和司法工作人員需要將其中的一些犯罪嫌疑人服法來平息眾怒，但又要徇私情對其中某個或者某些人寬大處理，“另案處理”就是瞞天過海的法寶。司法機關既不對這個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或者作出有罪判決，同時也不說不對他處理，而是“另案處理”，表明我們會對他進行處理不是徇私枉法，公眾少安毋躁。至于什么時候進行處理，那可能就是猴年馬月的事情，或者就永遠塵封在案卷之中了。像鄭少東關照下“另案處理”的連卓釗，司法機關根本就放棄了對他的審查與起訴，他化名為連超，不但繼續活躍于香港賭界與黑道，而且在2007年混入了廣東省政協第十屆委員會委員名單之中。

“另案處理”正成為一個巨大的“司法黑洞”。在官員的干擾和司法工作人員的默許下，“另案處理”充斥在公安機關的偵查文書、檢察機關的起訴書和法院的判決書之中。江西南昌檢察機關在2007年的一次“另案處理”專項檢察活動中，共發現2006年度南昌市兩級檢察機關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案件中涉及“另案處理”人員的案件共計680件1349人，占全年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案件總數的21%，檢察機關以口頭糾正及提出書面違法意見、發出檢察建議的方式，共追訴到案并起訴7件11人(2007年12月26日《檢察日報》)。實踐證明，“另案處理”不容小覷。

然而，“另案處理”暴露出來的問題，恰恰也可能為我們查處司法腐敗提供了契機。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應當從鄭少東案暴露出的問題入手，舉一反三，認真調查往年標明“另案處理”的案件，看看有多少犯罪嫌疑人是真正處理了，又有多少犯罪嫌疑人“另”了很多年一直沒有動靜，并且準備一直“另”下去。說不定，我們還能抓獲不少連卓釗這樣的罪犯，并從中帶出鄭少東、陳紹基這樣的重量級貪官。